母亲恢复组织生活后不久，领导上同意她写一部抗日战争的作品。她越来越经常住在香山。在那儿租了房子，户口也转到了香山，钱与父亲分着，等于跟父亲分居。父母之间的感情本来就有问题，随着文革的彼此揭发，两人的关系降到了最低点。

小胖就在他俩的相互指责的夹缝中生存着，直到离开这个人世。

小胖名叫马豁然，1945年8月3日生在河北雄县的刘家铺村。眼睛上有个小疤。兄弟姐妹四人中只有她是父母亲手带大的，一直跟在父母身边。母亲自己承认，全家孩子中，最喜欢的是小胖。只有她能与母亲睡在一个床上，只有她能被父母带出去见老战友……然而谁也没料到全家数她命运悲惨，死得最早，1975年1月22日遇害，年仅29岁。

四五岁的时候，我还记得母亲曾把我和她放在同一个浴缸里洗澡。我们欢笑着，在浴缸里玩耍。十来岁时，我俩寒假回河北农村老家过年，我曾欺负过她，揪着她头发，把她疼得大哭。奇怪的是回北京后，她居然没向父母汇报我，可能把这事忘记了，她不记仇。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来往越来越少。家里她有她的屋，我有我的屋。她没事爱到父母的屋聊天，我却不敢，跟父母隔膜很深。

三年困难时期，我总是感到饿，多臭多脏多腐烂的食物都吃。而小胖却还挑挑拣拣，这不吃，那不吃。我开始对小胖刮目相看。她也饿，却有品位，非鲜肉不食，非醴泉不饮，能在饥饿面前保持住尊严。对比自己，像头饿猪，一天到晚就想着吃，发了霉，长了毛儿的干窝头也当成宝贝。我服了小胖，曾写过一篇作文《我的姐姐》，赞叹过她饿着肚子还能嗷嗷地唱歌看书。

那时候，我为交粮票事常跟保姆吵架，小胖也如此。她多半是为朋友吃饭的事与保姆吵。因为这保姆只认粮票，不认人，任何客人吃饭都要交粮票。每逢小胖跟保姆吵架，我就特别高兴，感到小胖与我站在同一条战壕里，不怕父母骂她看不起“劳动人民”。

那保姆原是地主的姨太太，再之前是个妓女，很会察言观色，伺候人。但谁要稍稍有点对她不敬或影射其身世之意，即变成泼妇，捶胸顿足，满院子的骂。

平时我跟小胖几乎没有来往，两个人都住校，周末回家吃饭时，才能见面。她爱看外国画报、《大众电影》，崇拜那些女明星。我觉得她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跟她的共同语言不多。

小胖特别喜欢唱歌，记忆力好，能大段大段地背外国名著及普希金的诗。她还很“臭美”，爱穿奇装异服，有的衣服在我看特难看，像个瘪三，她却能穿着上街。

自我给周总理写了告状信后，父亲再也没打过我。小胖取代了我，总挨打。因为她能言善辩，爱跟父亲顶嘴，父亲说不过就打。一次，她裤子没系好就从厕所出来，进到客厅。那天来了很多客人，她提着裤子与客人寒暄，让父亲非常气愤。客人走后，大发雷霆。小胖顶嘴，他动手就打。

记得一年夏天的中午，小胖住在南屋，听见电话铃响，光着屁股，披条毛巾被，咚咚咚地跑到北屋接电话。父亲正在午睡，骂她这么一丝不挂，哪像个大学生的样子？她不服气，顶嘴，结果让父亲抽了耳光。

小胖有正义感。

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最受宠。平时见了我和哥哥，并无很热情友好的表示。但背后，她在父母面前却常替我俩辩护，指责父母对我俩有偏见。她这么替我和哥哥说话，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她自己也招来父母的训斥和冷淡。

她的好友燕玲北京没家，父亲政治上蒙冤早逝，非常贫困。小胖却从没对穷孩子另眼相看。她与燕玲成为最要好的朋友，无话不谈。周末总邀请她来家住。

燕玲讲：小胖知道我经济困难，常把自己的东西送给我，自自然然，一点没施舍的意思。我考上北师大后，小胖说：燕玲姐，你上大学了，什么像样衣服也没有。我有一件大红棉袄，还有一个紫色的方围巾都给你吧。我还有，穿不了。这些衣物的质量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了。尤其那个红棉袄，非常漂亮，很少见。

燕玲说小胖是少有的善良，少有的尖刻，少有的迟钝，又少有的精明。

1963年小胖从师大女附中毕业考入北京外语学院。1965年，她有了男友，是无锡农村的，家里很穷，盖着床破被子，连个枕头都没有。她却一点不嫌弃，还骄傲地对人说男友对她特好，自己的手指甲和脚趾甲从来不用剪，男友全包了。

兄弟姐妹之中，数她最敢给父母提意见。然而文革中父母遭难，她却最坚决地保爹保妈。我与她不同，我支持造反派对父母审查。当得悉父母有严重问题，可能要被打倒之后，我采取了离家出走的态度。

文革开始后，父母两人都被凶猛的群众运动吓得够呛，整天愁眉不展。小胖反复安慰父母，帮助父母四处搜集各种消息，分析形势，出谋划策。

1966年小胖串联到上海，还敢去三姨白杨家看望。那时候，很多人都视白杨为资产阶级电影明星，包括我在内，对揭批她都持拥护态度。可小胖却公开站在白杨一边，帮白杨写检查，出主意，带材料。

父亲被揪到单位里劳改，整天拔草。她常常去看望，偷偷说两句话，回来向母亲报告。是她帮母亲一笔一画地把康生肯定《青春之歌》的那段话刻成蜡板，还是她把姚文元和郭开的文章，对比地摘录出来，抄成了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