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后，母亲还在文章中，会议上，反复多次检讨自己的这一失败。

《东方欲晓》的失败，就因为母亲没有冲破七十年代初左的文艺政策所规定的框子，它再一次说明文艺创作不能紧跟形势，为狭隘的政治服务。一定要独立的思想。大作品绝不靠迎合某项宣传政策，就能产生出来。

真正的伟大作家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急功近利。

1986年《芳菲之歌》出版后，私下人们觉得不怎么样，可又不忍对母亲坦言相告。毕竟母亲有72岁了，不能苛求。1988年5月7日广西苍梧县财政局的一位读者刘柱田却给母亲写了一封30页稿纸的长信，对《芳菲之歌》提出批评：

虚假的东西，最容易引起读者反胃，令人作呕。当我仅读到《东方欲晓》第13页，就发现一系列人工斧凿的东西，再无心读下去，而把书丢到一边去了。

他认为把《东方欲晓》改成《芳菲之歌》之后，高大全的创作方法依旧没有减弱，相反有某些扩大与增强。他还一一指出了《芳菲之歌》里面那些虚假不实的描写，并认为母亲把《东方欲晓》改成《芳菲之歌》没有必要。

我认为作家不应对自己已发表的作品作出重大修改。就我所知，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很少有作家像你这样修改作品的。一部作品的缺点，宜应在新的作品创作中克服，或者在作品未发表之前，像白居易那样，先请人阅读，提出意见，进行修改后才发表。

母亲确实没有在作品出版前，广泛听取意见，反复认真修改，像《青春之歌》那样，致使稿件在还存在很多问题的情况下就匆匆出版，出版后反映不好，又匆匆修改，大编大造，迎合读者。这样的大改确实没必要。

……

母亲的思想虽然有比较开放、开明的一面，但多年党的教育，锤炼了她的党性，又有紧跟《人民日报》，紧跟文件，紧跟领导的一面。她虽只有初中文化，可家里藏书很多，看了很多西方名著，对“四人帮”那一套从感情上说反感，却没有勇气反对。她总觉得自己年岁大了，来日无多，怕一事无成，虚度光阴，只好上面提倡什么就写什么。

我写《血色黄昏》的时候，母亲正在写《东方欲晓》。她坚决反对我写插队那一段经历，为此还与我断绝了关系，说我的书是大毒草。我没有听从她的话。我的宗旨就是忠实于生活，实事求是，绝不美化。因为我看到的真实与报刊广播电视上一些整天叫喊的完全不一样，充斥于四周的虚假使我不能容忍自己的书虚假。

实践证明，我的“大毒草”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她的《东方欲晓》买的人寥寥无几。

因为真实的作品才有力量，你名气再大，写的东西虚假，照样没人看。

写到这里，我要替母亲说两句话。《东方欲晓》的失败，那个秘书也有某些责任。母亲写作这部书稿时，正是和那个秘书关系最密切的时候。他给母亲出的主意全是迎合潮流，又俗又浅的馊点子。

通常，母亲是自己构思写作的。但有时候，遇到卡壳时，她也会和秘书切磋，探讨书中人物的刻画及情节的走向。有一次我去香山看望母亲时，亲眼看见秘书兴奋地，绘声绘色给母亲支招儿。

明明问题一大堆，他还对母亲过分地吹捧，更助长了母亲判断上的失误。

没有这个秘书的时候，母亲创作的《青春之歌》，清新秀丽。她凭着自己的朴素艺术本能，凭着曾经生活在她身边众多的死去的战友身影，突破了当时文艺上的禁锢，把一个小资产阶级味儿十足的知识女性当作全书主角，还大胆描写了她的连续不断的爱情，这都是反潮流的，先锋的，叛逆的。

可是多年之后，在有了那么一个专职秘书协助她创作《东方欲晓》时，受格调不高的人影响，作品却失去了最初那种朝气的、真实的、与众不同的个性，变得世俗、虚假、循规蹈矩、紧跟形势，了无新意。

所以，我认为母亲创作上的失败，多少也跟她选错了助手有关。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这个伶俐过头，爱说瞎话，品行有问题的秘书沆瀣一气，灵魂不会净化。我曾想过，如果母亲的秘书是一位特别崇敬彭德怀、张志新的人，刚正不阿，母亲与这样的助手耳鬓厮磨，那境界恐怕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她所写的《东方欲晓》绝不会惨败。

庆幸的是母亲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并尽力修补。

在小说《英华之歌》里，母亲有了进步。她勇敢地提到了肃托反特。这是在根据地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虽属个别，影响巨大，一些相当优秀的干部，被当作托派、特务无端杀害了。如1940年春，冀中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李晓初被当作托派处决，这是一位1934年的老党员，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这位同志蒙冤45年后，于1985年被平反昭雪。还有母亲的老战友，原冀中妇救会主任赵亚平的丈夫张明是一位很好的朝鲜同志，参加过海陆丰起义，在苏联第三国际工作过，却被当成“特务”秘密处决了（1983年被平反）。赵亚平因掌管冀中半边天而被贺龙戏称为“赵司令”，也受到株连而被降职。

过去从没有人写。母亲把这个血的教训，写在了自己的书里，从而增加了全书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