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对倒霉挨整的名人不张狂，对普普通通的人也不张狂。

作家舒丽珍含着泪说，1973年因为档案不到位，她好长时间没有工资，生活非常困难，冬天连取暖煤都没钱买。那时她还默默无闻，没人注意。在一个大雪飞扬的日子，杨沫同志全身披着雪花，来到她家，给她送去了100元钱，鼓励她不要灰心，把作品写出来。

1983年11月，北京92中学老师找他，想请她跟同学们讲讲读书方面的体会，因该校发现一些同学喜欢读淫秽书籍。本来第二天她要住院，听了老师的想法和安排后，母亲马上打电话通知医院，推迟两天住院。次日她就克服着腿疼，一瘸一拐地与这间学校中学生们见面座谈，让师生们深为感动。

一个中学最高也就算个处级吧，母亲没有怠慢，也不敢怠慢。

多年的思想改造，已把母亲这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改造得相当成功。她时时处处都知道自己骨子里有剥削阶级烙印，对人不得骄狂，不得摆谱，不得拿架子，翘尾巴。

母亲除了斗争性不强外，还比较虚荣，这给她惹了祸，比如当年为面子好看，多填了一个入党介绍人。可又因为虚荣，很在乎自己的形象，《青春之歌》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她没有得意忘形，一直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即使是表扬她，表扬过头了，她也不默认，怕人家说三道四。

1960年，《青春之歌》俄文译本中关于母亲有这样的介绍：

杨沫，中国著名女作家，共产党员。1915年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她曾担任过一个时期的家庭教师，后在小学校任教员。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杨沫参加了反抗外国侵略、解放祖国的战士队伍。她领导了中国北部的一些妇女游击队组织。中国革命胜利之前，她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

母亲说这篇文章错误很多。

1.自己是1914年生的；

2.自己没有中学毕业；

3.自己是1936年参加革命，不是1931年；

4.自己并没有领导中国的游击队组织，而只是一个普通工作者。

换了一般人，对这些错误可能也就默认了。因为文章不是自己写的，即使有错，也是翻译翻的，责任在翻译。况且也算不上什么严重错误，中国人能有几个懂俄文，看到这篇文章呢？但母亲却很较真。她特地写信到中国作协外委会，把苏联翻译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一一提出来，请示作协外委会怎么办。她重申：第一，我不是1931年参加革命，应为1936年。第二，我在这段期间从没有当过什么游击队长，只是一个普通的妇救会干部，宣传干事，报社编辑。

以后当有人采访她，准备写她时，她总要提起俄文译本这件事，告诫记者或作者，写我可以，但要实事求是，不要拔高。

1962年9月左右，《人民中国》和《中国文学》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采访了一些母亲的生活起居情况，折腾了半天，挺麻烦的。某天吃午饭时，母亲不自觉地把这次采访与同桌的同志谈了，他们开玩笑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母亲也哈哈大笑。但后来母亲狠狠责备自己：什么话也存不住。给人说这些干什么？这不是有意在炫耀自己吗？告诫自己从今以后，不能向一些不太熟的同志谈自己这些个人的事（见1962年9月16日日记）。

她讨厌自吹自擂。经过长年的思想改造，不敢争位次，不敢盛气凌人。比如让她当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访问巴基斯坦时，她多次向中国作协表示自己当团长不合适。后来作协说已经通知了巴基斯坦方面，不好再改了，她才只好接受。到了巴基斯坦后，副团长出于关心她，常常代表她，以团长身份处理问题。母亲从不计较。她心想，正好，省得我费神呢。

由于她不争官，不嫉妒新人，比较谦虚，与同志们的关系融洽，上上下下的同志都能接受他，她才能在1989年1月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

母亲也不爱透露哪个大人物、知名人士对她好，接见了她。

早在五十年代初毛主席就曾与她握手，她却从没有对我们孩子讲过。在一个普通人的心里，能与全国最高领袖毛主席握手，是多么光彩，多么值得炫耀呀！很少有人能保持住沉默。母亲却不曾对家人说过。我只是在她的日记中才知道她受过毛主席的接见。

文革前她住在颐和园期间，李立三同志多次看望她，与她聊天。1982年1月，她去海南岛访问，萧克同志曾到她的住处探望，这些她全都没告诉过家人。

当路扬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当主任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是母亲的老战友，她从不跟我们提他。

1982年6月15日，美国知名人士陈香梅给母亲来信，表示很后悔没有与她在美国相见，我是在整理母亲信件时才发现陈香梅的信，母亲自己从没说过。

台湾作家江南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江南成为新闻人物，港澳台及国内各地的大小报连篇累牍介绍他。母亲却沉默着。也是她去世后，我才发现江南给她写了那么多的信。

越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往往对自己的要求越严格，越夹着尾巴做人。

母亲很在乎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

1936年冬刚出生的徐然患了重病，父母没有钱，就向房东柱子妈借了30元钱给徐然看病。一年后发生了七七事变，父母随即离开北京，参加了抗日战争，直到1949年再进北京，已是13年之后。母亲几经寻觅，终于找到了柱子妈，归还了这笔欠款。又过了很多年，徐然长大成人后，一次母亲提起这件事时，悄悄问姐姐：“我只给了柱子妈30块钱，是不是少了点儿？可是借了人家十来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