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1977年中央10号文件的错误，该作者第一次所写的《江青野史》尚情有可原。可是当1982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已发出了“徐明清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的红头文件后，这位作者却接连出了3本有关江青的纪实文学，换汤不换药，不管把徐明清的名字改为“徐一冰”也好，“朋友”也好，“熟人”也好，其与江青勾结、狼狈为奸的内容并无改变。依然还用两人“亲如姐妹，一丘之貉”这样的语言，甚至还对徐明清进行人身攻击。说什么“论她的长相，的确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不单个子矮，风度不佳，满脸都是麻雀蛋……”

这些书继续广泛流传于海内外，其有关徐明清的描述，曾被一些文章所引用，弄得徐明清不明不清，臭名远扬。

因为该书作者是位老同志的夫人，她所著的书自然有权威性，影响极大，结果严重丑化了徐明清同志的公众形象。尽管该作者在延安时也认识王观澜夫妇，私人之间并无矛盾。

其实，该作者当年跟江青的关系也相当不错，还经常模仿江青的衣著和发型，能说她是江青的死党吗？

一身清白的徐明清无法忍受这种诬陷。自1981年3月她读到《江青野史》中有关她的描写后，便开始了先向组织，后向法院进行的申诉。70岁的她用颤抖的手，悲愤地写道：

1980年12月×××用笔名在香港出版《江青野史》一书，利用“文革”中及“四人帮”倒台后对我迫害的材料，不顾事实真相，捏造情节，在该书中有7段文字指名道姓地对我侮辱诽谤。经我向中央申诉后，×所在单位党组织曾对她批评教育；……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伍修权同志当面对她严肃批评……但她始终没有公开声明，更正、承认错误，因而使许多不知史实的人以此为据发表文章，继续扩大影响。更为严重的是，1987年7月×××又在香港晨星出版社出版《江青秘史》一书，该书以《江青野史》同样的内容情节照登，只是以带括弧引号的“朋友”取代我的名字继续捏造历史……

在1984年1月25日的春节茶话会上，薄一波受党中央和邓小平委托，向老同志问候时，特别提及了15位1927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大姐，其中就有徐明清。尽管如此，那位作者却置之不理，当1988年又出版了两本有关江青的书时，徐明清的恶名仍留在书中，徐明清没有办法，只好向法院提起诉讼。

然而法院却认为党员的问题应由党组织解决，迟迟不予受理。

明清大姐向母亲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后，母亲的心情非常沉重。打倒“四人帮”后，我们的司法建设取得很大进展。可是对一位受到如此污蔑和伤害的老革命，我们的法院却为什么不能挺身而出，进行保护呢？

与明清分手后，一连几天，母亲脑中总是徘徊着这件事。不仅为明清大姐晚年的不幸遭遇，更为我国法制建设的不足而沉痛。她忧伤、感慨、甚至愤懑。难道高干夫人就可以肆意污损别人清白，而免受法律追究吗？

母亲利用住院期间，详细看了明清送来的材料。阅毕，心里七上八下，难以平静。名誉屡屡受到诬蔑的明清大姐实在太不幸了！

1987年3月26日中央有关管理部门明确指出：报刊、书籍、资料中，不要再引用中央10号文件有关徐明清的历史材料。可那位作者却无视这个现实，不把错写的部分删去或改正，只把名字稍加变动，继续再三出版。

鉴于该作者一连出了4本有关江青的书，也一连4次把徐明清当成反面人物写进书里，肆意往一位老同志头上泼脏水，年近八旬的徐明清为维护自己的名誉权，才不得不向法院提起诉讼。

1990年3月北京市中级法院裁定：

“原告徐明清诉被告×××侵害名誉权纠纷一案，经本院审查认为，原状诉争之内容，已由有关部门处理，原告对原处理持有异议，应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驳回原告徐明清的起诉。”

有关部门确实处理过，如中组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徐明清没有包庇江青问题”的文件，可是这些党内决定，广大党外群众并不知道。被告也不曾向徐明清赔礼道歉。法院仅仅向明清口头上宣读了一下被告检查信的大致内容：

一、以责任心出发接受（意见）。

二、过去没有恩怨，现在表示友好。

三、原著是依照文件（而写）。

四、我已按新文件（精神）照办，无抵触，请徐原谅。

而该作者的4本书在此检查之后，仍继续在海内外发行。这样的内部检查，怎么能够为徐明清恢复名誉呢？徐明清理所当然不服法院的宣判，又向市高级法院上诉，她在诉状中说：“我要求通过法律使×××侵害我名誉权的问题得以解决，判令×××发表公开声明，纠正错误，在社会上为我恢复名誉，消除恶劣影响。”

她没有提出精神赔偿问题，她打这官司不图一分钱，只是要对方认个错。

结果，二审依然被驳回。理由是：徐明清和×××都是共产党员，党组织既然已对×××进行过批评，也就是组织上已予以解决，无须再由法律机关介入。

母亲很是不解：中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有哪一条规定说不审理党员之间的民事纠纷呢？难道法院只管非党群众之间的民事纠纷吗？过去不是也有很多党员之间打过民事官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