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回忆起我念过的三所中学，感情是很不一样的。南京一中是我中学时代最温暖的地方。当时我的班主任朱根雄老师对我很严厉，但人非常好，到现在我们还有联系。一中的老师对我都很好，现在每当一中校庆，我基本上随叫随到。南航附中，是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收留我的学校，虽然我只在那里上了一年高三，但我也心怀感激。其实我最感激的是南京三中的“冯巩”老师，如果当时他网开一面，让我上了文科班，说不定我就考上大学了，我的人生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而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了。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岔路口就决定了一生。

3.注定失败的高考

现在想起来，造成我成绩差的原因，除了自己不开窍、不努力的主观因素外，和父母闹离婚也有一定关系。

那段时间父母很少过问我，他们工作也忙，家里经常没人烧饭，我就在家对面的金陵职大食堂打饭吃。有一次我生了病，人都快瘫了，还硬撑着去打饭。勉强回到家，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饭菜往桌子上一放，就一头倒在床上了。一直到晚上他们回来，才把我送到医院，一到医院我就住院了。后来我妈一想到这事儿就掉眼泪。

到了高三我被迫转学，完全看不到希望了，我开始抽烟。抽烟是坏学生的标志，我那时很享受这种堕落的标志。当时我经常抽两种：长支的过滤嘴“天星”，一块零四分，看起来很高级；另一种是看上去更高级的硬壳烟“长白参”，一块八。除了抽烟之外，那时我还和另外一些坏学生一起出去看电影、吃饭。我们是没有那么多零用钱的，只有跟女同学借，而所谓的借，其实根本就不会还的。

有一次，从外校转过来一个女生，烫着大波浪，涂着口红，还穿着高跟鞋—一看就是标准的不良女青年。我第一次开口向她借钱，想不到她不仅立刻答应，而且连整个钱包都给了我，里边竟然有五十块！当时这绝对是一笔巨款，可以挥霍好几天了。我看着钱包，忙客气地说：“不用不用，十块就行。”我那几个狐朋狗友为此骂我，但我坚持只允许他们用了十块钱，剩下来的钱第二天都还了回去—盗亦有道，我跟他们相比还是有底线的。

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日子过得很快，直至一九九〇年高考结束，我上大学的幻想最终还是破灭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清楚地知道，社会已经把我归到另外一个阶层去了。作为一个高考失败者，我父母对我的要求就是自食其力，不要走上犯罪道路。对于我高考失败我父母挺有承受力的，他们一方面早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也没太多工夫管我的事情，因此也没有什么悲剧降临的感觉。

在成为社会闲散人员之后，我又和几个混混朋友玩儿在了一起。不过，我本能地觉得，我骨子里跟他们不一样—虽然我说不出到底哪儿不一样，但我确信，就是不一样。混了几个月之后，我上了南京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大专自考班，但只上了一学期，江湖朋友们就勾引我去深圳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