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英国作家马丁·梅雷迪思写的《非洲国》，一幅非洲近半个多世纪的人文史卷在眼前展开，涉足归来，思绪久久难以平静。这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它用引人入胜的文字，描述了非洲50多年来许多发人深省的故事和无数让人掩卷后仍唏嘘不已的事件，让我们在沐浴了知识的雨露之余，更会去认真思考许多其实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问题。

非洲的历史既长又短，长是指，这里几乎是人类的摇篮，越来越多的人类学专家认为，人类是源于非洲的；短是指，非洲现在的50多个国家差不多是到了19世纪末才被欧洲列强在仓促中瓜分出来的，它们的边境线不是以经纬线笔直而定，就是随意的一条弧线，在瓜分势力范围的时候，殖民者没有认真考虑非洲那些错综复杂的部落和种族因素，以至于埋下了纷争和战乱的祸根。

马丁用详尽的史料和客观冷静的笔调，让人信服地接受了他那许多充满理论高度与人性关怀的观点。在一片乱象之中，虽然有曼德拉那样令人稍感希望的一抹曙光，但总的来讲，非洲的混乱与落后是无法掩饰的事实，凶残无比的独裁暴君，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腐败透顶的政府官员，贪婪自私的精英阶层，在极权下生不如死的百姓，落后到几近崩溃边缘的社会经济，那一件件一桩桩令人发指的血腥大屠杀，还有肆虐的艾滋病等众多的夺命瘟疫，不由不让我们为生活在非洲大陆的芸芸众生深感揪心。

马丁那让人感到震撼的描述无疑阐明了这样的道理：贫穷落后是野蛮专制的温床，而独裁专制则是贫穷落后的附庸。非洲各国50年来的史实，无时无刻不在重复着这一规律，这犹如一面明镜，让我们对古今中外的独裁统治者，不难得出一个“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结论。

非洲的这50来年，简直就是一部军事政变和独裁政权来回更替的历史，靠武力夺取政权的将军们，其暴戾恣睢比之被赶下台的暴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到了1989年，纵览50个非洲国家的名单，几乎全都是一党制国家或军事独裁国家。

马丁称扎伊尔的蒙博托为“窃国大盗”，看的出，内心充满了民主思想和正义感的马丁是何等地厌恶那个为自己聚敛了50亿美金不义之财的独裁者，而在马丁明显的鄙视语气的叙述中，我们感受到了许多似曾相识的东西，马丁让我们明白，人类历史上产生的所有独裁暴君，其行径是那么的雷同，其手段是那么的相似，而其令人发指的程度也是如出一辙，所不同的似乎只有他们的出生年代和出生地以及皮肤的颜色。

而在这些独裁专制的国家，知识分子阶层无一例外的成为被镇压的对象，在一些极端暴政的国度，知识分子甚至被消灭殆尽。以消灭知识分子为其国家政权特征，这恐怕是非洲至今仍然如此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知识分子从来是古今中外所有独裁者的天敌，因为有知识分子的存在，独裁者对民众的奴役就没有可能那么随心所欲，于是独裁者视知识分子为眼中钉，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以赤道几内亚的恩圭马为例，恩圭马是一个文化程度和智力水平都不高的政客，他对西方文化和知识分子报以极端仇视的心态，下令关闭了全国所有图书馆，查封所有的报纸和出版社，甚至禁止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汇。由于学校被关闭，所有正规教育荡然无存，孩子们所学习的唯有那些政治口号，这种情况我们并不陌生。

马丁对那些非洲大陆的诸多强人和独裁者充满了鄙视，他写道：这些强人和独裁者在台上耀武扬威地展示自己，对反对派或异见人士心狠手辣，他们操纵选举和司法审判，威胁恐吓新闻媒体，压制大学师生，强迫人们奴颜婢膝，为自己牟取巨额财富。他们的面孔印制在钞票上，他们的画像悬挂在办公场所和商铺店面。他们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公路、足球场和医院。他们的讲话及每天的活动充斥着电台和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占据着政府报纸的头版头条。他们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文官队伍，纵容秘密警察任意扣押、拷打甚至杀害反对派人士，追捕打压异己势力。

纵观非洲各国，强势的政客与弱势的文人，野蛮的军人与孱弱的百姓，几乎是无一例外的“风景线”，生活在那里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面临了太多太多的灾难与痛苦;而那些智力低下愚蠢无比但权力无限的独裁暴君们则骄奢淫逸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非洲国》一书中描写了很多人物，除了一大堆令人厌恶的暴君外，马丁也为读者刻画了不少为人称道的政治家，最多的溢美之词自然是给了南非的曼德拉，在马丁的笔下，这位凤毛麟角的黑人领袖几乎就是一个完人。加纳的恩克鲁玛，开启了非洲国家脱离殖民统治的第一扇门，但是这位海归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并没有依靠暴力革命，而是以他的个人魅力征服了包括英国总督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马丁将他的故事放在开篇第一章，对这种不流血的精英革命颇为称道。而在讲述埃及纳赛尔上校抗击英法的故事里，马丁又流露出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强烈不满，对发生的埃英冲突，马丁丝毫没有偏袒他自己的祖国。

即便对埃塞俄比亚那位掌权达50多年的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描述，马丁也不失公允。他客观地讲述了这位皇帝推行了一些让国家现代化的措施，但由于其专制君主的本质，决定了他不可能为人民带来真正的福祉。最后，这位皇帝被军队宣布废黜并囚禁，几个月后死去，据说是被人掐死的，尸体被胡乱埋在一个厕所下面长达16年。

另外，看的出马丁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充满了鄙视。在他的笔下，英国人在退出殖民地问题的处理上比法国人要好得多，以至于那些奋斗了多年的非洲领袖一旦取得了独立后，纷纷对大不列颠报以感激之情，有的甚至放声痛哭。

法国殖民者与阿尔及利亚“民阵”战争的进程表明，由于法国人的愚蠢做法，致使针对平民的恐怖活动是怎样一步一步升级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原先下令不准伤及白人平民的“民阵”，因为法国殖民当局开始集体镇压支持“民阵”的穆斯林村民，为了报复从而改变了做法，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杀白人居民。阿尔及利亚最终取得了独立，代价是牺牲了50多万无辜平民的生命。

非洲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像现在这样贫穷落后的，它也曾有过“繁荣富强”的岁月。同样道理，欧洲也并非一直像现在这样富庶先进，中世纪前的欧洲，充斥着杀戮、掠夺和血腥，远远超过后来的非洲若干倍。人种优越更是无稽之谈。即便如今不可一世的美国，几百年前也是一片蛮荒之地。倒是我们中国，五千年甚至更长的岁月里，一直是地球上相对文明之所在，只是进入近代后，才被诸如慈禧一类的家伙给搞坏了。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同非洲人有很多共同语言：都是历史悠久而长期不景气；都是被西方列强欺负多年；都是受到西方人的人种歧视；都是地广人多虽有资源而技术欠佳；都是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军阀割据”动乱频频政局不稳等社会转型的阵痛期；甚至都是饱受贫穷与贪腐之苦。于是，中国人自然油升起一种对非洲人的同情，基于这种同情，“援非”成为新中国的一种惯性与传统，如果说50、60年代的援非项目更多的是政治考量，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现在的援非项目则体现出明显的经济利益趋向。目前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企业已近2000家，存量投资超过1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电信、金融、能源等领域的对非投资迅速增长，非洲已成为中国第四大投资目的地。世界银行非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欣丁博士认为，中国在非洲以基础设施换能源和矿产的贸易项目做法，让非洲把潜在资源优势变成现实资本，对改变非洲落后面貌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丁这样评价中国人的援非：“在上世纪70、80年代，中国在非洲一直保持着低调，主要是选择部分国家开展援助项目，以一个与冷战大国不同、虽贫穷但坚持原则的国家形象出现。”马丁同时指出：“然而，不管有多少外国援助注入非洲——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来自西方，都不是根本解决办法。因为非洲面临的诸多不幸——战争、暴政、腐败、干旱，还有日复一日的暴力所带来的危机要更为严重得多。”

马丁用详实的资料和数据，指出了非洲各国普遍存在的弊端，他列举的事实和作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眼下中东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对马丁的论述作了最好的印证。

马丁在书中对殖民主义和西方的强权政治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与批判，对这些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无视非洲民众根本利益的行径极为愤懑，包括法国、比利时以及美国，也包括密特朗、克林顿等人，仅仅因为一些残暴政权为了得到援助而作出亲善西方的表象，这些大国政府和政客就对它们大力扶持，而放任这些独裁政权去戕害老百姓。马丁剥开了这些文明国家的另一种嘴脸。

史若明镜。《非洲国》就是一部非洲镜鉴录，它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角度，也给了我们太多的警醒与回顾。应当感激马丁·梅雷迪思以及将《非洲国》奉献给中国读者的译者和出版商，无疑，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刘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