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非洲民族主义浪潮席卷非洲之际，南部非洲白人少数政权加紧强化自己的控制力，决意阻遏这一浪潮，并将政权和财富都保留在白人手中。对南非、西南非洲a 、罗得西亚、以及安哥拉、莫桑比克这些葡萄牙殖民地的白种人来说，实行非洲人统治的主张就意味着灾难。他们无不自视代表西方文明的堡垒，正在一个濒于冲突和动荡的大陆上奋力护卫着旗帜。刚果的动乱被作为例证，一次又一次地被引用，以此来说明欧洲人一旦放弃对非洲的治理权，后果将是何等严重。他们认为，非洲独立之风在这个大陆的北部兴起，对自身的安全形成严重威胁，究其原因，并不单纯在于欧洲殖民列强的衰败和孱弱，也源于共产主义的暗中侵蚀。他们断言，共产党人正在利用非洲民族主义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获得一个控制南部非洲的战略堡垒，攫取那里富饶的矿产资源。有鉴于此，白人政权争辩称，必须遏止那些威胁到白人统治的非洲民族主义组织的活动。一时间，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政治活动分子受到骚扰和监禁，他们组织的团体也纷纷遭到取缔。横跨整个非洲，一条新的疆界赫然划出，将黑色北部与白色南部分割开来，使南部非洲俨然成为白人政权坚不可摧的堡垒。

为保证南非白人永葆政权，白人政客构建了一个有史以来世间最为复杂精致的种族主义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南非的种族政策，相对于欧洲统治下的非洲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歧视行为，更多地是在细节上，而不是在本质上有所差异。可是，到1948 年，阿非利卡人a 民族主义者上台，决心永远确保白人至上地位，消灭“黑祸”b ——他们所谓白人社会所面临的黑人威胁，引入了自己特有的种族统治模式，称之为“种族隔离”。

黑种人口逐渐地被施以繁多的政府管控政策，所到之处都要与白种人隔离开来。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居所、就业、教育、公共设施和政治，等等，都要受到各种规定的约束，严格限定在二等公民的角色上。以种族隔离的名义，有300 多万人依照政府计划背井离乡；还有数百万人因违反种族隔离规定遭到关押。至于种族隔离政策的目的，白人政权从不加任何伪装掩饰。汉斯·斯垂顿c 总理于1956年在议会讲话称，“不是白人来主宰，就是黑人取而代之，欧洲人要维持自己的至上地位，惟一途径就是主宰统治权……而他们得以维持主宰统治的惟一途径，就是阻止非欧洲裔获得投票权利。”

在早期，非洲民族主义者以组织请愿团、代表团、申诉团等形式，开展争取非洲人权利的运动。非洲人国民大会d（简称“非国大”）成立于1912 年，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精英组织，历经30 年努力，成效平平。1936 年，开普省无视非洲人的抗议，从选民花名册中删除了非洲裔选民，剥夺了他们80 多年来一直享有的一项权利。正如历史学家科内利斯·德基维特所述，其结果“毁掉了沟通两个种族之间最重要的桥梁”。

其后，到了40 年代初，一种激进的情绪开始影响到非洲裔人。许多非洲人生活在“保留地”，他们在白人农场务工，工作条件相当恶劣，备尝贫困与饥饿。为生计所迫，他们大批拥入威特沃特斯兰德a 的工业中心，希望能在迅速发展的战时工业企业里找到一份工作。但是，除了贫苦悲惨的生存境况，他们往往鲜有所获。住房短缺严重到了危机的地步。人们纷纷不顾市政规定，擅自占地搭屋建房，大片棚户区在约翰内斯堡郊外迅速扩展开来。食品价格急遽上涨。在非洲人工会组织领导下，一连串罢工活动骤然爆发，要求实行最低工资制度。1946 年，非洲矿业工人发起南非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抗议低微的工资和恶劣的劳动条件。

这种激进的情绪促使非国大政客们态度趋于强硬。1943 年，他们向政府递交了一份文件，标题为《非洲人权利主张》，根据丘吉尔和罗斯福签署的《大西洋宪章》，要求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废止一切歧视性法律。1945 年，这份文件正式成为非国大的政策宣言。

可是，有一批年轻的激进分子，他们对这种文质彬彬的政治活动方式嗤之以鼻，要求采取激进的行动。在他们中间，有一位与腾布b 王族有亲缘关系、正在攻读法律的大学生，他就是纳尔逊·曼德拉。曼德拉于1918 年出生在腾布兰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庄里，早年曾就读于海耶堡学院，那是南部非洲一所专供非洲人读书的重点学校，但后来因逃避包办婚姻而辍学。离开学校来到约翰内斯堡，他幸运地找到一份工作，在一家白人开办的法律事务所做文员，这使他有机会通过函授完成了自己的大学学位。一副颀长的运动员身材、一双黝黑锐利的眼睛、一脸迷人的微笑，他有着气宇轩昂的风度和贵族般的气质，只是行事往往有些冲动。一位他的密友奥利弗·坦博c 回忆说，当年的他“热情洋溢，易于冲动，生性敏感，遇到侮辱和倨傲的态度很容易被激怒，动辄反唇相讥”。他的朋友圈子极宽，甚至包括许多白人和印度人，但是，曼德拉本人认同黑人政治中的非洲民族主义派别，而这一派别的追随者赞同诸如“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将白人扔进大海”这样的口号。曼德拉回忆说：“由于我还没有准备好把白人扔进大海，假使他们能自己登上轮船甲板，自行离开这个大陆的话，我会十分开心的。”

1949年，非国大内部的激进派成功地赶走了老一代保守势力。新一代活动家掌控了非国大，并宣布了一项“行动纲领”，其中包括动员群众开展不合作运动、抵制行动和“居家不外出”等抗议活动。

面对日益显著的对抗迹象，国民党a 领导的新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应对措施。政府声称，许多对抗行动都是共产党所策动的，并以此为由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抑制共产主义法》法案，这项法案授权政府镇压由多种族组成、规模不大的共产党，同时还要镇压其他一些制造麻烦的反对派。安全措施成了政府手中的利器，也为政府搞极权统治提供了条件，而这项法令就是政府出手的第一招。这项法令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十分宽泛，只须给任何一个反对政府政策的人扣上这顶“帽子”，就足以让他闭嘴。政府获得授权，可以将其软禁在家中，限制其行动，禁止其参加公共集会，甚至社交聚会，剥夺其写作和言论自由。扣共产党的“帽子”，无须说明理由，对方也无权提出申诉。

1952年，非国大不顾政府发出镇压威胁，协助组织了一场“不服从运动”，抗议种族隔离法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自愿参与这场运动，故意触犯一些相关法规，如使用欧洲人专用火车车厢、候车室和月台座椅，或宵禁时走上街头散步等，招致拘捕和监禁，让法庭和监狱人满为患，无法容纳众多的轻罪犯人，导致司法体系陷于瘫痪。这一运动很快引起了公众的关注，非国大声名大振，成为了一个大规模群众运动团体。五个月后，被判处1—3 个月监禁的入狱人员已达8000 余人。包括曼德拉在内共名组织者受到宣传共产主义的指控，被判决获罪。还有些人受到禁令，终身不得参与政治活动。随后，又出台了新的法律，规定任何人煽动他人犯不服从法律行为，将处以高额罚金、监禁，甚至体罚，并授权政府可在“公共秩序受到危及”情况下宣布紧急状态，启用紧急状态法规。实际上，这些法律将抗议活动定性为非法。此后几年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士备受骚扰，或被警方查抄，或被跟踪监视，或被限制禁令，或被逮捕流放。此外，在他们中间也被安插潜伏进了密探和告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