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西湖博览会在孤山开幕，借用了国立艺术院校舍，并请林风眠任艺术馆主席，而由图案系主任刘既漂负责场所设计，师生都参加了工作。

8月6日，图案系陶庆元教授病故，陶与鲁迅是同乡与知交，鲁迅先生出书，封面大多委托陶设计。得此消息，捐资300，为陶买冢地，并嘱许钦文“在坟前种几棵柏树”。同时将自己收藏的陶庆元装饰画，托人送到杭州陈列，以此表达哀思。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能教图案的，中国现在恐怕没有一个，自陶庆元死后，杭州美术院就只好请日本人了。但我于日本人中，不认识长于此道的人。”到了1931年8月，他在翻捡旧书时看到陶生前所赠《陶庆元作品集》，百感交集，随即在画册上题字：“此璇卿（陶庆元的字）当时手订、见赠之本也。倏忽已逾三载，而作者亦久已永眠于湖滨。草露易晞，留此为念。呜呼！”

1928级专门部图案系学生程尚俊知道陶教授爱芦花，说过“芦花是纯洁的，朴实的，它生长在荒地里，既平易近人，又显得那样高傲”。于是默默地到墓前去为先生插上一支芦花。

10月，因不合中央政治局组织法，奉教育部令，国立艺术院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改系为组。学制由5年改为3年。

林风眠首先是个画家，他主张艺术“要借外物之形，以寄存自我的，或说是时代的思想与感情”。

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又催生了画家怎样的思想与感情呢？

林风眠在由李树声记录整理的自述中说到他当年引起朝野震动的油画：

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我还创作了反映现实的巨幅作品，较早的一件是《人道》。这幅作品的创作动机是因为从北京跑到南京，老是听到和看到杀人的消息。作为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当时的思想主要是“中国应该怎么办？”这是接受了《新青年》杂志和《向导》杂志的影响。后来又画了《痛苦》，这个题材的由来是因为法国的一位同学到中山大学被广东当局杀害了。他是最早的共产党员，和周恩来同时在国外。周恩来回国后到黄埔，那个同学到中山大学。国民党在“清党”，一下就被杀了。我感到很痛苦，因之画成《痛苦》巨画，是一种残杀人类的情景。另外一幅是《斗争》，画人们在做拉纤一样的动作，表现出人类向生活作斗争，要反抗。《痛苦》画出来后，西湖艺专差一点关了门。这张画曾经陈列在西湖博览会上。戴季陶看了之后说：“杭州艺专画的画在人的心灵方面杀人放火，引人到十八层地狱，是十分可怕的。”戴季陶是在国民党市党部讲的，这番话刊登在《东南日报》上。在这之后，政治环境已经十分恶化了，我就逐渐转到办学方面。

事实上此前，在北平艺专任职时，林风眠就因为学校被张作霖认为是共产党的集中地，而受到教育总长刘哲近于审讯的逼问，甚至差点被捕，亏得张学良为他说了一句话：“我看林风眠是个清白的美术家，没有问题的。”这才幸免于难，但也只能南下寻发展，不宜久待了。

林风眠与共产党员的交往，始于法国留学时，与他同船抵法的就有向警予、蔡和森、蔡畅等，在枫丹白露中学补习法文时，和徐特立、李立三和李富春等同学。“二七惨案”发生后，当时中共旅法支部负责人之一的熊君锐即请林风眠等人将有关材料译成法文，将真相发布于世，并动员他入党，而交往颇多的周恩来也向他发出过邀请。只是由于认定自己要献身于艺术，他婉拒了，但彼此关系仍相当密切，林在德国游学时，周每次到德国都去看他，有时就住在他家，林夫人也会帮周洗衣服。

正是因为对这个世界和中国社会现状的不满，林风眠才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表现主义的影响，人物情绪充满愤怒和整个画面阴郁的调子，连不懂现代艺术的戴季陶也一下就感觉到了。

没有依据表明林信仰过共产主义，但看着身边的朋辈转瞬便成新鬼，这么一种人生的凄楚和悲凉如何可能不触动一个自喻为“同情心比平常人来得特别热烈与深刻、意志力比平常人来得更果敢与坚强”的艺术家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