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巩和郭任远的争执，在于郭要开除胡，因为那份《中国论坛报》系中共地下刊物，胡把它的图片转贴到了壁报上。但郭任远这么做，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壁报图片这一点点事，这只是个起因。由于当时校内还出现了革命传单，成立了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之类的事，郭怀疑也是胡在组织，就要拿他是问。但郭没有把这些摊到桌面上，而是找人改了胡的考试成绩，变85分为55分，欲以学业成绩不合格为由，给予开除。据说他找的人，最先就是费巩，费巩拒绝了。

在费巩看来，这无疑属于卑鄙的勾当。费巩当时在浙大除了主讲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还兼着注册课主任，这个职务，大概就是管理学生考试成绩的，所以郭任远先找了他。这说明在当时，郭对他还是以校友相待的，即使费巩当即为此顶撞了郭，责问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也只是口气温和地说：“香曾，此事你就不必多问了。”费巩字香曾，彼此以字相称，是客气的表示。但郭任远又说：“你心里应该明白，学校不能允许宣传共产主义，不许煽动闹事。”他这么说，自然也是政治立场使然。费巩的夫人是袁世凯孙女，本人又是柳亚子先生的表弟，家族很有些背景，可他无意政界和党派，为胡乔木说话完全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学生满腔热忱，要求政府抗日，非常可贵，何以定罪为煽动闹事？”但这话郭任远听不进去，后来还是执意把胡乔木给开除了。

胡乔木是1935年10月离开杭州的，浙大的“驱郭运动”则起于两个月后，叶永烈的书中说胡是“驱郭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这显然有误。郭任远因网球场的争斗要开除学生一说，叶也用在了书中，并引出一段郭离校时，胡在学生集会上发表的讽刺性讲话，似也有虚构杜撰之疑。至于费巩，对学生们的行动他自然是支持的，但也和郑晓沧一样，并未辞聘离开浙大。辞聘与否，都是教授们在非常时期的个人选择，于浙大的意义相等，如果说此前束星北等教授的集体辞职促成了郭任远下台，那么，郑晓沧、费巩等仍然留在浙大的教授们，对日后新校长竺可桢在浙大的开创性业绩，是先行打下的基础。而且据说第一个提议竺可桢继任浙大校长的，正是郑晓沧。

我一直想知道在1935年岁末的杭州，蒲场巷浙江大学内的这场“驱郭运动”是否曾为民众街谈巷议。但除了浙大学生声援北京“一二·九运动”的示威游行，以及赴南京请愿遭阻造成的城站火车站拦轨事件为杭州市民所关注外，就驱逐校长郭任远本身而言，似乎并未酿成社会风波。这一年，杭州的联华大戏院，也就是今天的胜利剧院落成，电影明星阮玲玉为开业典礼剪彩，并首映由其主演的影片《神女》；住在杭州皇亲巷的丰子恺发表了《海宁观潮记》；刘海粟来西湖写生，创作展出了《花港观鱼》；戴笠任班主任的军统杭州特别训练班六期开训。动荡年代的种种公开和秘密活动，紧绷着这个城市的神经，民众也许早已经麻木了，郭任远是谁，学生们为什么要赶走他，即便所知一二，怕也漠然。

然而对杭州的最高学府浙江大学来说，“驱郭”无疑是其校史的重大转折，直接带来了她前期最为辉煌的“竺可桢时代”。

今天的杭州人，我以为不仅应该记住竺可桢，也应该记住郭任远，虽然一个是为浙江大学创立过辉煌的校长，一个是曾遭浙大师生驱逐的校长。郭任远当年学成回国后，蔡元培有意聘其为北大心理学教授，但他还是回母校复旦大学创立心理学系，并于1926年募资建造了人称“子彬院”的心理学院，其规模在当时位列世界第三。这座至今依旧矗立在复旦校园的建筑，作为新的生命科学院的院址，也是对郭任远的永久纪念。杭州这个地方，虽然可谓郭的滑铁卢，但杭州人对知识和学养还是崇仰的，上文提到的吴雷川也是杭州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与其兄同登翰林榜首时，就曾一度成为杭州人街头巷尾的美谈。70多年前的“驱郭运动”已然烟消云散，记住的应该是学人郭任远，中国杰出的心理学家。

在浙江在线网站的人文频道上有个版块，叫做“历史上的今天”，其中“12月21日”栏下，是这样的一段文字：

1935年12月21日：浙江大学学生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了全校大罢课、不承认郭任远为校长、把他驱逐出校等决议，得到了大部分教职工的同情和支持。郭任远勾结国民党军警特务，破坏、镇压学生爱国运动，以军事管理代替生活指导，引起学生不满。次年1月，蒋介石亲自出马到浙大，召集师生训话。大罢课一直延续30多天。最后，郭任远被免职。

在郭任远70余年的人生中，光彩也罢，不光彩也罢，这毕竟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我们除了这样的文字，是否还应该给他更多一些别的篇幅介绍？1940年郭二次赴美回归后，曾担任中央研究院生理心理所的所长，那时候的他，想必已经无意政事和党派了。人是会变化的，就像上文所说的费巩，原本也是只求民主不问政治，固守的是其知识分子的良知，后来却成了革命烈士。在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命运是很难不受制于时代的。

有一篇文章在写到“驱郭运动”时，用了描绘的笔法，说浙大学生向社会各界发表《驱郭宣言》，“郭任远则仓皇溜走，躲在里西湖的深宅中不敢再来学校”，虽然觉得这多半是作者的想象，但所谓“里西湖的深宅”，不知是指郭任远当时在杭州的住所，还是后来与竺可桢会面的里西湖22号，抑或两者系同一处。偶尔经过北山街时，看到沿街那些民国时期的老房子，我总会忍不住猜测，究竟哪一幢是郭任远住过的呢？也不知他1935年底离开杭州后，是否还回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