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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秋，115师685团改编为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①、政委吴法宪②），梁兴初也由副团长而副支队长兼4大队大队长，随后东进苏鲁边的微山湖西部。

又一个秋天，梁兴初从前线回到湖西根据地，刚进驻地，在家留守的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大队政委王凤鸣一声令下，几个人上前扭住梁兴初，下了他的枪。

一身征尘的梁兴初，以为是开玩笑，笑着说：娘卖×的，闹什么闹，老子这身子骨都乏得透透的了。

王凤鸣①厉声道：谁跟你开玩笑？你是“托匪”。

“托匪”即“托派”②，原是苏联共产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苏共30年代曾开展大规模“肃托”斗争，许多人被杀害。中共“肃托”，据说是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开始的，将其与锄奸相提并论，滥杀无辜，波及全党。

湖西“肃托”，始作俑者是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他怀疑湖西干部学校教员魏定远是“托派”，严刑逼供，就有了第一批“托派”名单。再逼再供，如此反复，上至区委，下到县委、支部，“托派”越抓越多，同时大开杀戒。

王凤鸣支持王须仁“肃托”，这股妖风迅速刮到部队，4大队营连干部也一个个被投进监狱。

梁兴初的罪名，是勾结徐州日寇，企图围歼4大队。

压杠子，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把人吊起来用鞭子抽。几十年后，梁兴初说最难以忍受的是电刑。那种摇把子电话机一摇起来，电流针扎般刺遍全身，雷劈火烧似的，头痛如裂，心如箭穿。

自“肃托”后，4大队每天都要转换宿营地。湖西出了这么多“托匪”，特别是抓了梁兴初这等级别的“托匪”，敌人能不报复吗？当然更得提高警惕了。夜幕下，部队悄没声地在村头集合，只有这时官兵才能见到他们的大队长，被剪绑着双手，从关押处带出来。铁打的汉子，弓背偻身，已经被折磨得没了模样。

电台、译电员是王凤鸣掌管，梁兴初一直带兵打仗，怎么可能与徐州的鬼子勾结？4大队营连干部，大都是经历了长征的红军，怎么会通敌叛国？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共产党本来就这么点力量，再自己抓杀自己人，怎么得了呀？

梁兴初要求与王凤鸣面谈。跟敌人没法讲理，跟自己人还有什么讲不清的呢？这个打铁的，还真有点不服这个劲儿。

唯一一次见面，是转换宿营地时的不期而遇。梁兴初正色道：老王，咱们不能忘了在江西打“AB团”①的教训，不能搞逼供信，不能随便杀人，杀人要向支队和师首长请示报告。

未等梁兴初讲完，王凤鸣就喝斥押解的士兵：把这个“托匪”带走。

又冷冷地扔出一句：死到临头，你还嘴硬？

娘卖×的！老子拎着脑袋打鬼子，倒把自己打成了什么“托匪”，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你小子是缺心眼，还是瞎了眼？

梁兴初能骂人，他的部下，少有没被他骂过的。那个时代不骂人的不多。只是这“梁大牙”骂得明白，骂得痛快，骂得舒服，骂完就完，没小鞋大帽子。有时也骂得人想跟他对骂，过后再一想，又恨不得再让他骂一顿。

可现在，他可是牙根痒痒得真骂了——那又能怎样呢？

在一次次转移途中，在一个个成了牢房的民房里，心灵和肉体都遍体鳞伤的梁兴初，终于明白了。当一股什么妖风袭来时，根本就没有你说话的份儿。就是铁打铜铸的，也只有引颈受戮又受辱。

他早已想好、并唯一可行的，就是被绑赴刑场时，要尽力戳穿王凤鸣一伙滥杀无辜的罪行。

梁兴初第一次见识日本鬼子，是在平型关的十里长沟，那时他是685团3营营长。战斗打响，他拖过一挺机枪猛扫。冲锋号响，他操起一支上着刺刀的步枪冲下山去。战斗结束，累得浑身散了架似的，晃晃悠悠就瘫那儿了。小通信员见营长躺在死人堆里，浑身是血，以为“光荣”了，哭起来。梁兴初坐起来：号什么号，老子一块皮都没破。

身上伤疤摞伤疤，眉头皱都不皱一下，九死一生还是铁打的。没想到这回却要死在自己人手里，无论被自己人杀死是什么滋味儿，他能甘心吗？能不“娘卖×”的把这帮东西骂个痛快吗？

就在这时，115师政委罗荣桓急如星火地赶来湖西了。

猛然见到老首长，梁兴初愣了一下，随即扑上去抱住罗荣桓，双腿一软，跪了下去：罗政委呀，你再晚来一步，就见不到你了！

福将。

梁兴初参军时，正赶上打“AB团”，经常抓人、杀人。有的刚从战场上下来，打仗那么勇敢，来人就给抓走了，就没影了。

什么“黑皮团”、“黑屁团”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

梁兴初倒是认识些中国字，更多的人是斗大字不识一个，那“A”呀“B”的，简直就是天书。

这回，官兵则把“托洛茨基”弄成了“兔子吃鸡”——这兔子还能吃鸡吗？

真就吃了，而且吃得鲜血淋漓。

湖西“肃托”，不到3个月抓600余人，杀300余人，许多人脱离队伍，或是跑去别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