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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二日（大泽芳男）

从戒酒中心出院后，我仍需每月一次前往医院接受复查，直到医生判断已无必要为止。

此外，虽然不是强制要求，但医生建议我每月参加两次戒酒会。这种戒酒会是由出院的病友聚在一起，介绍各自的亲身经历，以此认清喝酒的危害，并深刻反省，彼此勉励绝不再陷入酒精依赖症的泥潭。

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习惯戒酒会的氛围。我原本就讨厌集体活动，总觉得就像青年旅舍的茶会一样，有种强加于人的味道，令人提不起兴致。那些畅谈酒精危害的人，个个看起来都像是正人君子，滔滔不绝地大谈自己是如何意志坚强地战胜了疾病，但这反而让我感到不解，既然是意志如此坚强的人，当初又为什么会患上酒精依赖症呢？想到这里，登时就意兴索然。当然也确实有人被成功治愈，因此我还不至于会说这种戒酒会毫无存在价值，只是我与会场的气氛格格不入，内心感到孤独。

今天也是这样，虽然去参加了傍晚在赤羽召开的戒酒会，心里却一直暗暗后悔不来就好了。会上的招待茶点是已经回潮的饼干，我一边啃，一边心不在焉地听其他人发言，就这样挨了足足一个小时。再有三个人就轮到我时，我再也忍耐不住，起身离席了。

虽然中途溜号，却并没有人对我表示不满，甚至根本就没人发现，每个人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事。

我抄近道从花柳街走去赤羽站，并不是刻意要从那里经过，只是因为这样走比较近而已。狭窄的小路上，充斥着弹珠店里放的演歌声和小钢珠的声音。天已经黑了，沿路的小酒馆开始陆续挂出招牌，但这些在我眼里全无意义，就如浮云般从视网膜前一掠而过。

小巷的入口处有一家站着吃的烤鸡肉串店，店老板扎着头巾，把刷了调味汁的鸡肉串放到炭火上，再拿团扇使劲扇。烟飘到路上，强烈地刺激着我的鼻腔。说到吃烤鸡肉串，当然少不了廉价的罐装酒，那种甜得过头的日本酒的味道，重又在我的舌尖苏醒。我觉得一阵恶心，胃里酸液翻涌，直冲喉头。喝这种酒就跟喝糖水无异，光是想象都叫人寒毛直竖。

我现在对酒一概敬谢不敏，和戒酒会也要永远地说再见了！

正要快步穿过小巷时，我偶然看到店里有四五个工人模样的酒客，其中一人刚好与我对上视线。那是我住院时隔壁病房的病友，一个小个子的中年男人。满脸斑白的邋遢胡子，喝酒喝得醉眼蒙眬。视线相接的刹那，他似乎也认出了我，很不自然地朝我笑了笑，立刻转过身去。他穿着一条沾满油污的浅黄色长裤，脚蹬运动鞋，上身是一件与长裤同色系的夹克。

此人名叫曾根新吉，在医院里是出了名的手脚不干净。他有盗窃前科，坐过好几次牢，但还好不算是暴力犯，只是个专爱偷鸡摸狗的宵小之徒。受酒精中毒的影响，他的手已不如从前利落了，但要偷戒酒中心里的个把患者，依然是手到擒来。

在我住院期间，病房里就频繁发生失窃事件。除了每周两次的洗澡时间，平常也经常有人被偷。大家都觉得曾根很可疑，但他做得滴水不漏，从不留下任何把柄，我们一直苦于没有证据。失窃事件不断发生，终于有几个病友群起向曾根发难，当时还搜了他的身，但哪里都找不到赃物的影子。面对我们的指责，曾根从头到尾都只是嘿嘿冷笑，充满嘲讽之意。

我自己也在洗脸时丢过一张万元钞票。当时曾根就在我旁边闲晃，怎么想都是他捣的鬼。从别人钱包里抽走薄薄的一张钞票，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藏起来，没有职业级的手法显然是办不到的。

以曾根的本事，趁人不备偷走健康保险证或驾照，再拿去附近的高利贷公司借钱，这简直易如反掌。为防不测，我从不带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晚上睡觉时也穿着牛仔裤，身上只带些必要的零钱。

听说曾根早已被家人抛弃，作为酒精中毒症患者接受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援助。每次一领到钱，他不是去打小钢珠，就是去赌赛艇，赢了就兴高采烈地喝酒庆祝，输了则更要借酒浇愁，几年来一直在戒酒中心和赤羽的廉价公寓间来来回回。他的身体已经被酒精耗得极其虚弱，干不了体力活儿，而脑力劳动也一样不行，纯粹是个社会渣滓。

但就因为他属于生活贫困者，不仅住院时的治疗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出院后还可以靠生活保障金过活。这让我不禁感到气愤：天底下居然还有这种荒谬绝伦的事！而他不仅不知感恩，反而经常闯空门行窃，依我看，“社会害虫”这个词就是专为他这种人准备的。

我出院那天，凑巧曾根也出院。在医务室里，我亲眼看到医生告诫他：“别再回来这里了。”他也一脸正经地点头说：“谢谢您这些日子的照应。”然而一转眼，却又是这副德行。出院时说的话还在耳边，他就跑来这种地方喝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