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冒险，就有人犯法。敢冒险的人，都懂法，像金燕静，如此豪杰，岂不知自己从事的是违法之事？那她为何又要去做？因为太多时候，规则本身是?问题的。如果通过合理的努力无法达成目标，只能铤而走险。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北京城对于全中国人而言，都是一个符号。外地的老板们再有钱，总归还是觉得京城有别样的神奇色彩，这真不是北京人自我感觉良好。外地老板们到了北京，仿佛规则就变了，好像他们能在这里寻找到更简易的生意途径。

因为这里有他们本地没有的权力资源和人脉圈子。

于是乎，外地老板们来了，他们处心积虑地想在北京找到那些拥有强大力量的圈子，为此不惜上当受骗，不惜重金买路。当然，他们有钱，他们在京城也有自己的圈子。

任何?座大型城市，总会有一些以地缘结盟的群体，他们共同生活、工作、游戏，自成一派。今天的北京四九城，最有名的当属温州帮、山西帮、鄂尔多斯帮。他们不鸣则已，实则鸣了也白鸣——有钱无势。不过，他们是忒有钱：穿得烂，走得慢，怀里揣着几千万。

他们现如今潇洒于这个城市的某些领域，却不为人知。在商业这座江山上，他们站得高、尿得远。然而外人看来，他们的生活方式却充斥着几分荒诞，甚至是搞笑。

关于他们的段子，永远令人侧目，让人蛋疼。

北京有个浙江村，温州人马上纠正：与其说浙江村，不如说温州村。

?1992年，政府文件中，北京温州人数目是10万。而他们几乎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南面5公里的地方——浙江村。

村子里的景象常让人陷入迷茫。老胡同两边到处是临时搭建的砖棚；“成衣店”、“粉干店”招牌四处飘摇；小三轮、摩托车和老驴车四处穿梭；背着大包小包的人们不时掏出大哥大嚷些什么，然后匆匆而过。

浙江村，光怪陆离、形影乱纷。生存其中的人绝大多数灰头土脸，至少当下暗淡无光。可蔚然成风的气候下，还是不断有温州人趋之若鹜。这一切，始于一次意外。

初始，乐清毕氏兄弟跑到千里之外的包头卖服装。虽然款式新奇，价格便宜，但包头保守的人们并不敢突破传统。兄弟俩支撑不下去，收拾行李，准备回家。

火车在北京站短暂停留，“没有进过京城”的老大忍不住好奇，拉着兄弟下了火车，“想第二天看一眼天安门，也算不枉此生”。

北京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敞开嗓子叫卖的商贩。走在京城大街，兄弟俩发现这里的管制并不如想象中严厉。他们索性把肩上包裹一抖，找个有人气的场所，“练起摊来”。不曾想，一堆衣服在北京成了抢手货，一下午兜售一空。

傍晚，兄弟俩到丰台租了间民房。第二天，他们买来缝纫机，准备在这个充满诙谐、嘲讽因子的城市里，用倔强的酒杯，浇灌命运的块垒。

小作坊生产的衣服总能在北京找到市场，毕氏兄弟如鱼得水。消息四散传开，更多温州人闻声而来。没多久，南苑乡大红门一带，骤然聚起数万温州服装专业户。

他们通常赁屋而居。一间小平房既当车间又当起居室，屋外的墙壁挂着“批发皮夹克”的牌子，屋内则是一派热闹的生产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