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一九四六年，我在重庆读书出版社工作，曾经几次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这两处地方现在已经作为革命遗址对群众开放。因此，这次到重庆去那里参观，里里外外，楼上楼下都走到，流连不去。

在红岩革命纪念馆，看到有关中共南方局的组织介绍里写着文化组的先后负责人是凯丰同志和徐冰同志。

一九三九年我刚入党，关系先在市委，后来转到八路军办事处（当时不知道有个南方局）。与我单线联系的是陈楚云同志，他在读书出版社主编《学习生活》半月刊。一个星期天，他带领我到七星岗附近的一个小楼房里听凯丰同志的报告。听报告的不到十个人，我能认得出来的有胡绳、赵冬垠两位。在这以前，我已经在报纸、刊物上读过凯丰的文章，读过他编译的《什么是列宁主义》。这次见到了他，普普通通的样子，留个平头。报告的内容是讲知识分子问题，就是后来在刊物上发表，还印成了小册子的《论知识分子》。这在我这个年轻人听来，自然感到很新鲜。

凯丰同志不止一次到冉家巷读书出版社，来时手里挟着一个布包，里面是稿件之类，是由延安带到重庆出版的。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在一个地方办公，有的稿子就由新知书店用“中国出版社”名义出版。我从楚云那里知道，我们这几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是由凯丰领导的。

后来听说凯丰调回延安，改由徐冰同志同我们联系。早在汉口的时候，我读过他和成仿吾同志合译的《共产党宣言》，以为又是一位理论家。其实他比凯丰同志还要随和一些，使人感到亲切。从曾家岩到民生路，徐冰同志来回都是步行，一路上有特务跟着。有一回，他回到曾家岩，干脆走进巷口的一家茶馆，招呼跟在后面的那个小特务：“你跟了我一天，坐下来歇歇脚。”特务未曾料到这一着，只好坐下。徐冰对这个小特务开导了一番，告诉他为什么特务不是人干的道理。说得对方低下了脑袋。

徐冰每次到读书出版社，先同担任经理的黄洛峰同志联系，再到我住的三楼小阁楼，谈完了工作，他总抓紧时间对我讲讲国内形势，上一课。最后还要问我最近读了些什么书。我告诉他在“啃”中国古代史，读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想弄清一下“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他笑了起来，劝我不要好高骛远，读书要由浅入深，先学近代史。以后他送给我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简编》。打这起，我才认认真真地读了几本中国历史。后来从事编辑工作，常常想起徐冰同志对我的开导。我们党内许多老同志都有认真读书好学不倦的习惯，而且关心年青同志的学习。我们这一代正是在老同志的帮助、引导之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一好传统。

徐冰对我的帮助，还有更多更重要的，那就是从思想上启发我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的习性，尤其是清理过去所接受的“左”的影响，改变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作风，学会扎扎实实地工作，学会在复杂的、恶劣的环境下应付各种可能遇到的情况。

解放以后，徐冰担任党中央统战部长。一九六五年，在中南海怀仁堂听报告，散会时看见徐冰同志坐在走廊里，两手撑在手杖上，面带病容，对我点点头，没有说什么。那些年头，不知为什么，大家都有一种不安的心情，不久“浩劫”开始，徐冰同志也就在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案中受到诬陷，冤死在狱中。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何其芳同志从延安来到重庆，改由他与出版社联系，后来知道他是“文委”的成员之一。我年少时看过他的《画梦录》，虽然看不大懂，但很喜欢读，甚至有的句子都背得出。以后其芳同志到延安，写出了《夜歌和白天的歌》那样的作品，给人们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总之，我能够认识这位仰慕已久的诗人，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自然十分高兴。

其芳同志是个作家，一个非常了解知识分子的党员，因此，在统战工作，在团结知识分子方面，工作就更加细致，使我学到更多的东西。其实，这也是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南方局工作的一个突出方面，其芳同志在这方面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指示。记得这么一件事，其芳同志曾经传达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出版社从经济上去接济一些贫病的作家，但须特别注意方式，采用约请写稿的办法预付作家稿费，这样，作家不至于拒收。至于以后是否交稿，不必催问，只要把钱送到就算完成任务。我还记得，组织上曾经要我送一笔钱给著名京剧演员金素秋，我在中营街的一个搭在臭水沟之上的破房子里找到了她，正病在床上。桌上放着她创作的一本现代京剧《残冬》，我请她将这本稿子交给我们书店出版，请她收下预付的稿费。后来，《残冬》印了出来。我从一位波兰诗人的诗集中借用了一幅插图印在《残冬》的封面上，这幅插图画的是一个穷妇人双手举着一个死婴。我觉得它可以表达出剧的含义。

其芳同志给我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善于体察知识分子的思想。他经常带来报纸或刊物，指出某些作品的倾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在这方面，我感到其芳同志观察问题之敏锐，不单是从政治，而且从艺术上着眼。更重要的，还联系作者历史地看问题。这就使我有机会学到更为谨慎的、细腻的思想方法和作风。

在红岩村、曾家岩五十号，我还见到许多位我所敬爱的同志。例如有一次在五十号传达室里看到王若飞同志。时值夏天，若飞同志身上穿的衬衫几乎已经破得不成样。陈舜瑶同志告诉我，他就是那样的人，公家发给他新衣服，总舍不得穿，又退了回去。

在重庆短短的几天，每走到一个地方，总要想起逝去的岁月，我永远怀念着的师长、战友。倘若有机会，我愿再到红岩村、曾家岩五十号。在这里，可以洗涤胸怀，获得慰藉，受到鼓舞。感到革命前辈们和我们同在，就像昨天一样。

一九八三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