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房地产弱化着原来已经跻身中产阶级的社会群体，因为不断高涨的房价，使得这个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成为“房奴”。房地产更是遏制着中产阶级的成长。中产阶级中间，除了少部分新生的企业主之外，大部分来自专业人才，也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不过，在中国，“八十后”和“九十后”已经注定要成为最无希望的一代，无论作怎样的努力，都很难实现他们的住房权。对社会的影响会怎样？看看香港就可知道一个大概。香港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找不到出路：他们找不到体面的工作，找到工作之后也没有希望得到比较体面的住房，因此开始作毫无理由的抗争。反对建高铁就是一个例子。香港是个地产老板统治的地方，中国现在的情况不改变，必然步香港的后尘。

在很多方面，这种情况也早就在中国大陆出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很快演变成为利益导向的社会，物质利益是年轻一代最看重的因素。但正是在物质利益领域，面临住房、就业和教育等困境，很多年轻人已经感觉到希望的渺茫。这对他们的心理冲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跟随着全社会的物质主义的是普遍的不幸福感，是形式多样的反社会行为，如不信任任何人，毫无理由的仇恨，甚至是自杀。

任何执政党都需要社会基础。中国的各种政策如“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都是为了巩固执政党社会基础的政策导向。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和专业阶层的形成，政权开始向这些新群体开放。这个方向很正确，它有利于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可是，尽管市场经济体制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但却缺失保护已有中产阶级和扩大这个群体的政策机制。就住房来说，中国初生的中产阶级面临多重的挤压，既来自私营部门（房地产开发商），也来自地方政权和开发商的强大“圈房”联盟。近来，大型国有企业部门加入“圈地、圈房”运动，更是大大恶化了情况。

经过改制，中国政府的庞大国有企业很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就是说它们必须向持股人负责。这似乎没有不对的地方，但却偏离了国有企业为国家总体利益服务的宗旨，变成了为私人服务的工具。国企并没有抽象的利益，所谓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国家代理人的利益和持股人的利益。国有企业在“圈地”和“圈房”方面的行为，和私人投资者、投机者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国有企业比私营部门更具有权力、更强大罢了，因为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求私人利益。这和西方不同，西方政府本身没有企业，不会涉及房地产利益，政府因此有条件来规制私营部门。又因为存在着民主制度，政府要面对社会的压力，政府因此有强大的动力来促使社会政策的确立，保护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