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和中国社会的命运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布的两份报告非常耐人寻味。一份是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报告。研究者发现中产阶级的规模已经达到城市人口的23%。这个数字和很多国外研究机构的发现差不多，尽管也有人不相信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达到了这个规模，即所谓的“被中产”。但即使是这个规模，实际上也是非常小的，因为这个数字所反映的只是城市人口，不包括广大的农村。如果加上农村人口，中产的规模小得可怜。

另一份报告是有关去年中国暴力犯罪的，说去年打破了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平稳状态，暴力犯罪出现大幅度的增长。暴力犯罪表现为很多形式，但其中大部分与经济因素有关。报告认为经济环境变差不仅导致犯罪案例的增多，而且使得犯罪分子的性情更为暴力。这份报告直接指向中国社会的不稳定性。实际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中国社会是否会出现大规模的不稳定。

社会稳定缺失最重要的结构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中产阶级规模增长的缓慢、暴力犯罪的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都是互相关联着的。

任何社会（包括西方民主社会）都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如暴力犯罪和社会抗议，但为什么人们对中国社会失去稳定的担心远远甚于对其他社会呢？要知道，不管怎样，中国政府在社会控制方面的决心、手段和能力要比其他国家高得多。但人们的担忧并非没有理由。说到底，中国的社会稳定缺失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因素，那就是中产阶级的规模太小。在任何政治体制，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缺了这个因素，无论其他因素多么健全，社会的稳定也没有保障。或者说，如果有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即使其他因素比较微弱，一个社会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不稳定状态。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历了经济高增长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但这些并不表明中国社会结构已经转型。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财富过于集中，掌握在很小一部分人手中，中产细小，而人口的大多数都属于中下层，很多人仍然处于贫穷的边缘。所以有人说，中国的社会形态实际上更类似于“地雷形”。这是个最不稳定的结构，最容易爆发多数人对少数人或者穷人对富人的社会运动甚至革命。这种情况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以往的发展模式过度强调了经济因素而忽视了社会因素。

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从比较的角度更可以看清这一点。人们可以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来透视近（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区别。和所有传统社会不同，近（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结构特征就是橄榄形社会。这个社会结构是近（现）代化的最主要的和最了不起的成就。这个转型和中产阶级的形成主要由两个因素促成，一是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二是社会主义。简单地说，资本主义造就了中产阶级，而社会主义保护了这个阶级。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追求发展和财富最有效的机制。在西方，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工业化直接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形成。很多历史学家包括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在他们的著述中说明了这样一个逻辑：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这是对西方发展经验的描述。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为社会带来了大量的财富，造就了一个中产阶级。但是，资本主义不能为中产阶级提供任何保护。很简单，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所有社会关系货币化，包括中产阶级。如何保护社会？保护社会是社会主义在欧洲起源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医疗制度、教育、劳动保护等社会主义手段，中产阶级就不可能生存下来。当然，如果没有中产阶级，政府的社会治理也就没有稳定的基础。在西方，尽管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但就政策来说，则是“一党”的。任何政党，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如果不能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利益，都难以执政。西方各国政党政府轮换频繁，但政策表现出惊人的连续性；同时政府的更换也没有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这背后都有中产阶级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