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GDP主义盛行，社会政策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这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劳动保护、教育公平、农民工权利等方面。很难说，有关方面没有努力去促成社会政策的形成，但在GDP主义指导下，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没有社会政策，已经形成的中产阶级就没有保护机制，而更多属于中下层的人民更难上升变成中产。换句话说，GDP主义是以破坏社会来保障经济增长的。

一些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处于中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期。如果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或许是这样，但实际的情况则不然。相反，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正在受到各个方面的挤压，更谈不上快速发展了。在“孩奴”和“房奴”遍地的情况下，中产阶级何以能够生存下来？（应当指出的是，国有企业的大幅度扩张也是中产阶级发展的障碍，因为国企更多的是进行财富转移而非财富创造。）

这样就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一种荒唐的局面：第一，以GDP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破坏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而中产阶级的缺失转而又变成了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瓶颈。消费社会和中产阶级几乎是同一件事情。没有中产阶级，哪来消费社会？没有消费社会，哪来可持续经济增长？第二，社会基础不稳定，中产阶级的缺失意味着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这就造成了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仇恨、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互相仇恨。在缺少基本社会正义的情况下，暴力行为很容易发生。第三，执政的社会基础变得狭窄。中产阶级是政治稳定的基础，缺失中产阶级意味着缺失执政基础。

中国社会的命运维系于中产阶级。从这个角度来说，很显然，中国政策的最高议程应当是确立社会政策，创造和保护中产阶级。无论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社会稳定，或者执政党的长期执政，都取决于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