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分散化的地方资本或者政府的暴力已经导致了社会个体化的暴力。中央政府政令和地方政府各个方面行为的冲突与脱节现象越来越严重。在中央三令五申地强调和谐社会的同时，地方政府制造着无穷的矛盾和冲突。当地方政府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要么导致地方权力的极权，要么就导致资本的极权。同时，以稳定为名义的社会控制，导致社会集体行为在很多场合变得不可能，社会个体就诉诸个体暴力来对抗地方权力或者资本。

第二，更为严重的是，在暴力背后隐藏着社会对政府和资本的极度的不信任。政府部门生活在权力的城堡里面免受市场力量的冲击，资本有赖于自身财富或者“权力资本”，可以从容应付市场，而普通老百姓面对无情的市场力量则无可逃遁。这种分配格局有悖于基本的公平正义原则。社会和政府、资本之间的不信任度加剧，社会的暴力程度也随之加剧。当社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的时候，政府治理失效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无论政府做什么，都不能赢得社会的认同。当然，社会的不信任也是政府的政策失效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当社会暴力足以威胁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时候，中国的中产阶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家）已经开始逃离本土，用各种方式移民到被认知为比较安全的社会。更令人担忧的是，当政府不能减少或者消解产生暴力的深层次问题时，只能强化暴力工具来强行控制暴力。这就很容易走上以暴制暴的道路。

很显然，发展并非一定要通过改革，但只有通过改革而获得的发展，才是积极的发展，才是既有利于社会稳定，且在经济上也是可持续的发展。西方的发展经验也是这样。早期马克思和狄更斯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发展也是非常高速的，但其对社会的破坏导致了长久不息的工人阶级运动。只有后来通过政治和社会改革，西方才实现了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发展。从原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到后来的福利或者人性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和市场本身逻辑发展的结果，而是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结果。改革的结果就是社会得以保护，市场得以进一步深化，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实现双赢。

很显然，如果不能脱离这种恶性循环，中国各方面的局势就会变得越来越严峻。好几年前，政府已经提出了“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没有人会怀疑进一步改革的重要性。中国目前的局势就是因为不改革或者改革不足造成的。没有改革，既得利益集团就会继续凭借其本能以破坏社会的方式来求得经济的增长；没有改革，社会也会继续感到无力和无助，继续其各种具有破坏性的抗争或者暴力。这种局势表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改革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不改革，没有任何出路。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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