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周刊以特征描述的方式，做出了解答: 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在此之前，英国《前景》杂志曾评选出“100位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入选标准是波斯纳式的，而非《南方人物周刊》式的，他们只要求入选者具备两个条件: 活着，而且活跃。活跃的内涵是，凭借专业领域内的卓越声望，不分专业内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影响公共生活。

我们尚不知道被定义为官方媒体的上海某报对英国《前景》杂志的态度，对他们捣鼓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评选是赞同，还是反对，我所知道的是，该报以评论员文章的形式，不点名地驳斥了“我们的杂志”所诠释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并斥之为效颦之作。虽然他们觉得类似概念只是“不能影响社会舆论主调”的一点“噪音和杂音”，但是，决意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评论员文章仍然严肃批评道: 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提出，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与人民大众的关系。

尽管喜欢以集体署名方式撰写评论员文章的上海某报，并未点明“我们的杂志”是哪家杂志，我身边的读者还是不容置疑地将之理解为《南方人物周刊》。当时，该周刊创刊不足半年，无论是发行量和舆论影响力都小得很，人们怀疑，上海某报的评论员文章，以及诸多转载该文的官方媒体，客观上帮扶了《南方人物周刊》的发行量和影响力，增进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传播。

这样的怀疑是否对应一个肯定的结论，我不得而知。倘若真的是这样，倒与波斯纳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赞誉远远少于批评，但被批评的那个群体却因之更为时髦，更为走俏。

秦晖教授家的茶水

在媒体和学者构筑的市场关系中，媒体是需方，学者是供方。没有媒体旺盛的市场需求，就不会有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中国的诞生。

2000年夏天的某一个午后，我去清华大学采访秦晖老师，那时候，秦晖老师的名气还局限于小圈子，成就他的名声的是专业著作，而非新闻媒体。

倒了两路公共汽车，终于找到了秦晖老师的家，说了半个多小时，口渴得不得了，我很想要杯水喝，可是，我不好意思开口，怕打搅了他。

我已经记不得我是因为什么而采访他，只记得他当时跟我说过，有些记者采访他，最后不仅没有形成专访，甚至还在文章中隐匿了他的名字，只是笼统地将他的观点写进报道。

天啊，这不是观点的剽窃么？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