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高权重，就像旧时的翰林，他们出身于官方智库，有着官僚序列的职衔，却有着民间知识分子说真话的勇气，勇于为底层民众代言，敢于和权贵叫板，比如被称作“吴市场”的吴敬琏；

传奇独特，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俱乐部的成员，不仅学有所成而且身世传奇，个性独特，极具传播性，他们或者像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那样是从海峡对岸游水过来的，或者像香港大学的张五常教授那样狂生傲语，年纪轻轻就蜚声于华人经济学界，年老时却因为涉嫌逃税买卖假古董弄得满城风雨；

搏出位，善于将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娱乐化，擅长用前卫、尖锐的话语方式予公众以颠覆性的印象，语不惊人死不休，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一类学者胆子大，不怕打官司，我胆子小，怕打官司，就不提代表人物的名字了。

可见，在知识分子通往公共知识分子的道路上，在推开名利场大门的那一刻，有的主动，有的被动，有的天生公共浑然天成，有的处心积虑刻苦经营，有的顺势而为，水到渠成，有的逆水行舟，功夫不负有心人。

还有一拨人在公共知识分子的门外，犹豫徘徊，反复地问自己: 公共知识分子，做，还是不做？名利场的入场券，要，还是不要？

200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央视的一个朋友去咖啡厅见一位学者，他在央视露过脸，人很聪明，还很上镜，那种气质特别适合上电视，很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可是，他既没有博客，也不迎合媒体，给我的印象是，他还徘徊在名利场的大门之外，有时候想进去，有时候又不想，既迎且拒。

他让我想起四五年前，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在苏州大学的一个讲坛上回答学生为何纵情于学术研究时说: 为了名，还有利。

印象中，这个回答让在场的教授们大跌眼镜。中国知识分子敢于公开承认治学的动机在于名利的人，还是不多的。

当然，敢不敢是一回事，想不想是另一回事。当名利场开发商的红绣球高高抛起，争先恐后抢夺红绣球的学者，依然不乏其人。还是那句老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名利场的入场券意味着名利双收，学者们争先恐后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经意间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贺卫方等人，多年前可能未曾预料，公共知识分子的世俗价值，最终会以出场费的形式表现于外。

几年前，我就遇到过一位经济学家的太太缠着请她先生去演讲的报社催要出场费的事。

对与此无关的读者来说，出场费的事的确事不关己，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可能会使大家对数额比较感兴趣，在这篇短文结束的时候，我就尽我所知，报个价: 总体上，出场费的高低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成正比，公共性越高，名气越大，追捧的粉丝越多，价格也就越高。在我的视野中，以人民币为单位，低的一千两千，高的一万两万，寻常的在五千上下。

见钱眼红是人之为人的弱点。虽说这是一个上帝都可以原谅的弱点，但我仍然恭请您不要眼红，因为，获利于名利场的，不仅仅是作为开发商的新闻媒体，作为承建商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普普通通的读者、观众、网民，也是获利者，尽管我们收获的未必总是代表先进文化的真知灼见，毕竟也能丰富我们的学识，开阔我们的眼界，启发我们的思维。你别反驳说，他们中的少数人，经常说出一些蠢话，做出一再落空的预言，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是人民么，人民需要娱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