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身这样的环境，我焉能不见贤思齐？

《南平寓言》的写作与秦朔直接相关，《拐点》则与张良关系甚大。在一次去往杭州的旅程中，他跟我计划起下一期《南风窗》的特别策划，他隐约地觉得“胡温体制”下的社会体制改革较往昔突破甚大，希望我搞定这个选题。我受到了莫大的触动，非但完成了那一期的特别策划，还写出了一本挤占畅销书排行榜的《拐点》。

《拐点》几乎打上了深刻的《南风窗》的烙印。我之所以制造出“拐点”这个“《新周刊》2004年度关键词”的概念，与《南风窗》这份杂志喜欢创造概念的习性是一脉相承的。它在风格上也同样沾染了《南风窗》国家伦理的宏大叙事。

在《南方周末》，我的同事予我最深刻的教益是人民伦理的个体叙事，他们总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尽管这样的立场偶尔会导致意识形态的偏见，尽管他们的报道冷酷了一些，可他们的确帮助我更为多元地认识了我们的国家。有一次，有个同行评价柴会群采写的《鬼妻》，太阴暗了，不阳光。我反倒觉得，《鬼妻》之类报道的价值，就在于敦促那些渴望阳光的人们正视阴暗的存在。

无论是《南方周末》还是《南风窗》，很多同事都怀有一个特别可贵的品质，那就是，他们的新闻脚真的踩在中国的大地上。《南风窗》的同事石破、尹鸿伟、钟岷源，《南方周末》的朱红军、曹筠武、徐楠、鞠靖、马昌博等人采写的很多报道，对中国政治、社会形态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他们的报道中可以闻出泥土和驴粪的味道。他们的存在，不断地提醒我，警惕向上的危险，不能被庙堂之上的政治和生意遮蔽了视线。

他们的存在，还提醒我精进的精神之于新闻的意义。原来的新闻部执行总监杨瑞春，是我过去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顶头上司，可我们在《南风周末》共事的时间要比之前长得多。八年过去了，关于她的某个印象却一直长存我心。有一回，我看她在办公室写一篇平常得我已记不清内容的稿子，为了一句话的表达，她在电脑上改了又改，噼噼啪啪的声音，为那句话反复响起。每当我回头看自己的报道或者书稿，看其中缺少斟酌的字句，杨瑞春在那一刻的印象，就会在心头跃起。

《南方周末》在新闻专业主义道路上的探索，还未进入佳境，可是，编辑中心制之类的内容生产方式，在我们这个职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充当了可贵的先锋。副主编伍小峰每年选编一本调查报道集之类的执著，李红平、林楚方、赵凌等人对每篇报道的专注，均对我教益多多。有一次，邓科在我写的稿子中纠正了一处硬伤，关于贾庆林是否参加接见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的代表，我将事实搞错了，事后想想一身汗。还有一次，文化部的编辑袁蕾编我的一篇文化稿，她的反复追问暴露了我采访中所有的粗疏，无一逃脱。汗颜之余，满怀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