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的关门弟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场讲座上，林毅夫充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的翻译，获得舒尔茨的赞赏。而这次翻译也给林毅夫带来了颇大的收获，甚至改变了其一生。舒尔茨问林毅夫：“你想到美国读博士吗？”林毅夫不假思索地说：“想呀。”林毅夫本以为舒尔茨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想到舒尔茨回美国后不久，正式将林毅夫推荐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

对林毅夫来说，从台湾大学到政治大学，再到北京大学，其名校经历为他的人生添加上重重的一笔。

在北大，林毅夫以其既谙熟西方经济学理论，英语口语又非常流畅的优势，很快即在同学中脱颖而出。

1980年，刚刚对外开放的中国大陆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西奥多·舒尔茨。

1902年出生的舒尔茨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注意的问题，从而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其获奖时，当年的瑞典皇家科学院贺辞中写道：“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的第二年就来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舒尔茨不愧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方面最顶尖的专家。

来中国大陆，舒尔茨自然不会放弃到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宣讲他的经济学理论的机会。而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直都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无论是一部《新人口论》撼动中国政学两界的马寅初先生，还是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名师陈岱孙先生，皆曾执掌经济系事务。

当时，北大为找一名翻译颇费了一番心思。起初，北大经济学系的老师们找到一位北外毕业的研究生，但由于此人不熟悉西方经济学，一些专业词汇根本就翻译不出来。

于是董老师条件反射似的想到了林毅夫，因为他英文好，又学过西方经济学，想让他去试一试。于是，林毅夫以其流畅的口语、扎实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功底，成为最佳翻译人选。舒尔茨对这个中国年轻人非常赞赏，从此他与舒尔茨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个意外的机会，也为他打开了通往世界经济学最高殿堂的大门。

舒尔茨的讲课最初安排在当时北大教学楼的一个教室里，可容纳100多人，但是，闻讯而来的人不但拥满了整个教室，连楼道里都满是人。一看这种情形，董文俊赶紧找到学校后勤的工作人员，将场地搬到办公礼堂。“当时，几百个人都急急忙忙地从教室往办公礼堂赶，真称得上是北大一景。”讲课开始时，可容纳800多人的办公礼堂都坐满了，舞台上也坐着人。

舒尔茨对林毅夫的翻译非常赞赏。舒尔茨问林毅夫：“你想到美国读博士吗？”林毅夫没有经过太多思考便回答道：“想呀。”

林毅夫本以为舒尔茨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想到舒尔茨回国后没多久，便给北大来信，邀请林毅夫到美国去读博士，并提出他可以提供全额奖学金。

1982年，林毅夫从北京大学毕业，怀揣该校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证书，远渡重洋，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深造。自此林毅夫开始师从舒尔茨，成为其“关门弟子”，开始学习农业经济。

舒尔茨最初研究的是农业经济学，《纽约时报》在评论他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称他是农业经济学界的老前辈。他对农业经济学所做的第一个贡献是，使农业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摈弃了把农业问题局限在农业的范围内的传统。

在研究农业经济中，自20世纪50年代起，舒尔茨就提出并倡导了人力资本论，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称为“人力资本概念之父”。他认为，由教育、保健、人口流动等投资所形成的人的能力提高和生命周期的延长，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舒尔茨得出人力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的结论，这对整个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解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德国乃至西方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之谜。

舒尔茨感兴趣的第二大问题是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他通过自己的著述，向人们解释应当如何理解经济增长，怎样才能促使经济增长。舒尔茨还注意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发展问题，提出了如何提高低收入国家食品生产和增加农业收入的一些措施。对于舒尔茨来说，令人称道的还不止于科学上的贡献，他还是一位教育家。

虽然带着机缘巧合的偶然性，但能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是许多经济学人士梦寐以求的事情，林毅夫自然欣喜若狂。

对于一生致力于农业经济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的舒尔茨来说，寻找一位能够传承衣钵的学生，使自己的学术成果以及经济思想能够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得以实践和运用，也是件好事。在耄耋之年，尤其是在已经封门10年后，再一次破例招收林毅夫为入室弟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林毅夫申请了全额奖学金。身在台湾的家人十分挂念林毅夫，其兄林旺松透露，当林毅夫所需的学费和生活费不足时，台湾的家人曾给他汇款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