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们的事业

在邓徽绩之后，其次子邓孝然，也就是吴敬琏的外公，继承了产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洋货低价倾销严重打击了幼稚的中国民族工业，盛极一时的火柴厂，最终难逃资不抵债的绝境。

邓孝然并未因此放弃实业报国的雄心，为找到支撑民族工业持续发展的根基，他不断尝试和寻找各种各样的商机，先后涉足煤矿、织布、造纸、养蜂等众多实业。①

为实现心中理想，邓孝然甚至从大西南来到冰天雪地的关东，梦想成为农场主。然而，时运不济的邓孝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终赍志而殁。

和弟弟邓孝然所不同的是，身为兄长的邓孝可，也就是吴敬琏的大外公，选择的是通过另一条道路来实现自己的报国情怀。作为四川立宪派的核心领导人之一，主张宪政法治理念的邓孝可才华横溢，思想敏锐，用他的如椽大笔，在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留日期间，邓孝可拜在梁启超门下，并成为梁的及门弟子。邓孝可一生中最钦敬的人就是梁启超，任公也对他额外关照。梁启超在1910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及他对邓孝可及几个朋友的思念。

1909年10月，邓孝可担任了咨议局机关报《蜀报》的主笔。1910年8月15日至1911年6月中旬，秉持“监督行政，促进立宪”的《蜀报》尽管只发行了12期，却因启迪民智、伸张民气，在四川报界成了旗帜性阵地。②

对邓孝可来说，他在历史上所留下的最重要的印迹，就是作为主要发起人，参与了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工作。正是这场运动，充当了推翻清朝帝制、建立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直接的导火索。

20世纪初，四川民众为反抗列强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1904年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公司”，第二年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改为商办有限公司。

当时，川汉铁路公司采取“田亩加赋”，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为明确股东权利而设立股东会。在1909年底召开的第一次股东会上，邓孝然当选为13位董事之一，开始了自主投资铁路建设的事业。

历经数载筹集，不仅鄂、粤、湘、川四省的乡绅成为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粤汉铁路开工修筑，川汉铁路从宜昌到万县的一段也已动工。

从当时情况来看，这两条铁路是可以靠自力修成的。然而，列强为便于对中国进行侵榨，觊觎铁路修筑权久矣。一旦他们窃取铁路命脉，不仅可以利用它调运军队，镇压国人反抗，而且可以直接控制铁路沿线的城镇乡村和矿产资源。

既然不肯让中国自己修成铁路，列强就利用清政府财政困难进行要挟，迫使清政府订立了铁路借款合同，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

清政府本就是靠列强的刺刀，维持着其摇摇欲坠的末世，自然不敢得罪他们。

保路先锋的宪政观

1911年，农历辛亥年春，清政府搬弄立宪骗局，成立了所谓的“责任内阁”。

5月9日，这个皇族内阁甫一登场，就颁发“上谕”，实行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准备以“国有”为名，出卖全国铁路主权。

第三天，这份将铁路收归国有的“上谕”到达成都。6月初，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粤汉川路大臣端方致电四川总督表示，朝廷不仅不承认已用的修路款，还要挪用铁路公司现存未用的1000余万元现款。

不久，强行接收粤、湘、鄂、川四省铁路公司和与美、英、法、德四国签订了借款筑路合同的正式消息，很快传到了四川。不平等的卖路协议，令全川6000多万与铁路公司有着经济联系的民众激愤万分。

原本对朝廷仍抱有一线希望的邓孝可，立即放弃了先前“争款不争路”的主张，义愤填膺地说：“谁能梦想到其奸欺如是哉！”

他挥毫疾书，发表了全川最早严正批驳借款合同的著名争路檄文--《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

“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又不为我造路。天乎！此而欲川人忍受，除吾川一万万人死尽，妇孺尽绝，鸡犬无存或可耳！否则胡能忍者！有生物以来无此情，有日月以来无此理，有世界以来无此黑暗，有人类以来无此野蛮，而今乃有盛宣怀如此横蛮以迫压我四川之人。”（《蜀报》第12期）

后又在《法律保护歌》中写道：“国家听他（盛宣怀）胡乱干，看看法律被摧残，看看要成假立宪，看看铁路要卖完，铁路卖了真危险，亡国就在眼前面。”①

他以法为矛，直指朝廷：“今政府借款既未求协赞于资政院，其蔑视国民，蔑视法律太甚……商办铁路公司者，国人各出资本以营业，非违法之事也。政府既欲收买，亦必依法律而行”（《蜀报》第11期）。

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会场群情激昂，怒斥盛宣怀卖路卖国，决心为争回路权奋战到底。

会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举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大会还发表宣言，确定了“破约保路”宗旨，并通电全国，痛斥清政府的卖国政策。会后，还派人到全省各地进行广泛宣传，通知各州县成立分会。

对“铁路国有”的卖路卖国的实质，川民很清楚，也深恶痛绝。当时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

至此，立宪派人士控制了保路同志会的一切实权，邓孝可被选任四川保路同志会文牍部部长。由邓孝可领导和主笔，创办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

邓孝可所办报刊，文字通俗流畅，尖锐泼辣，读来感人至深。《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曾印到3万份仍供不应求。“顷有数友人称，其家妇孺，每日望本报告，几如望岁。及得报告展读，涕泪横流，且阅且哭。”（《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3号）

“保宁属阆中县，距省七百余里，该地绅商闻盛奴夺权卖路事，愤恨如烧，立欲知其详情。特专捷足，兼程星驰三日有半，抵成都购买保路同志会出版、报告各件。”（《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3号）

强大舆论攻势，致使“日来关于铁路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纭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保路同志会文电要录》第6页）。

媒体的力量，自争路风潮时代便已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