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豪情万丈，回答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只要有了钢，亏损和赢利都无关紧要！”

听罢，他不得不认真地与他们争辩：“这是偏见，社会主义绝不是不讲价值的。忽视价值，正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经济学界中的自然经济学论的流毒。到了50年代初，斯大林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已着手进行纠正了。”

在国家统计局工作时，孙冶方也发现，在中国的计划管理体制中，尽管表面上是按照苏联蓝本，对企业实行所谓的七大指标考核--总产值、商品产值、产品产量、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流动资金，但在实际中，绝大部分指标，都是既非综合性考核，又非硬性指标，人们主要抓的，只有一个总产值指标。

由于经济生活中的“总产值崇拜症”，使得在现实生产活动中，往往像苏联漫画《鳄鱼》中那样：所生产出来的时装大衣，自领子到衣襟、衣袖，已缝满15块狐皮、貂皮，裁缝手里却还拿着许多名贵的皮子，继续往衣服上补缀。因为，这样总产值无疑更高。

然而，利润多寡、能否卖出，因不在总产值指标计算范围内，却无人问津。

厘清“价值规律”的偏见

那段时间，在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的理论探索过程中，孙冶方的最大发现与收获，莫过于他与好友顾准在《经济研究》上陆续发表的那两篇重量级论文：一篇是1956年6月孙冶方受顾准启发而写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另一篇则是1957年3月顾准发表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在第二篇论文中，顾准提出：价格对于产品的生产与转移，也能起调节作用。

顾准的理由是，既然各个企业都有核算赢利的责任，赢利来源又不外乎提高劳动生产力与获得有利的产品价格两者，那么，企业总是愿意进行价格有利的生产。所以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就有经过价格结构以调节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可能。①

在同一篇文章中，顾准又提到：“如果没有经济核算，任由全社会成为一个大的核算单位，这在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在计划经济中，之所以必须保留经济核算，是因为经济核算制度能广泛动员群众的积极性，调动劳动生产力，并在生产、分配、消费与产品转移的调节方面弥补经济计划的不足。在这种经济形态下，如果过分强调计划的一面，以至于达到否定经济核算所能发挥的作用，企图用计划规定一切，就必定会暴露出种种弊病，进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在经济过程中，如果过分强调经济核算的长处，因而充分发挥价格、成本、利润的作用，又会使经济生活的客观规律自发起作用。如果社会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去平衡和控制这种自发作用，使自发作用发挥到盲目程度时，又会让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这个特征也被否定掉。①

事实上，顾准当时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正好是时隔20多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经济学家们所热烈、广泛探讨的问题。而他却能在那个国人思想还处于禁锢的时期，就如此敏锐地对此问题作出深刻分析，难怪后来会对坚持“市场取向”改革道路的吴敬琏，产生莫大的影响。

稀缺的理性

经过“文化大革命”运动、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吴敬琏，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成为“市场经济旗手”。在回忆人生挚友顾准的纪念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当时）顾准已经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立以后有什么不对劲了，因此在《试论》这篇论文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是非常超前的。”

吴敬琏实事求是地指出：“在粉碎'四人帮'以前，虽然曾经有一批经济学家提出过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交换的产品也是商品，或者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等突破性的观点，但是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顾准那样的水平。”

当然，他也毫不讳言恩师的局限：“甚至像孙冶方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口号，但他还是再三说明，自己所讲的'价格规律'是'第二号价值规律'，而不是听任价格自发涨落的市场规律。”

在当时，“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的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所以，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顾准他们的可贵贡献，将载入史册，”吴敬琏说，“后人将会看到孙冶方与顾准不仅志同道合，而且高谊隆情。”②

尽管，后来孙冶方、尤其是顾准的经济思想对吴敬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在那时，吴敬琏的确还处于“利用价值规律”、“加强经济核算”的思想水平，对孙冶方以及顾准的经济思想，尚不能完全接受。

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敬琏与顾准成为患难之交，他才开始慢慢接受“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同样是经济第一规律”的说法，并在以后，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

换句话说，当时的吴敬琏，尽管对苏联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论产生了怀疑，但对舆论中所宣扬的“左”的经济思想的危害性，还缺乏足够的理性认识。

那时，他与陈吉元、张卓元等年轻人，在政治经济学组学术秘书组织下，以“郑经青”为笔名，写了一系列热情歌颂“三面红旗”、衷心祝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得轰轰烈烈，一日千里”的迎合性文章。

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们丢弃经济研究的科学理性，用诗化的讴歌来见证共和国十周年：

“十年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要宣告诞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预言过：'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毛泽东同志的预言，已经在我国圆满地实现了。”

他们恣意释放着自己的年轻热情：“当在这伟大的国庆十周年，回顾过去十年，我们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更大的胜利，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十年前的预言完全正确，我们真是感到无比的欢乐和兴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