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斗”

“四清”让经济所陷入了困顿，也让吴敬琏走上了人生迷途。

由于受错误思潮影响，吴敬琏参与了对孙冶方的批斗，此事最终让他抱憾至今。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敬琏自己也因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而饱经磨难后，遗憾之情更加如此。

直到1975年，“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孙冶方刚刚出狱时，吴敬琏专程前往看望。他代表周叔莲等人向孙冶方愧疚地致歉：他们当年“做错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四清”过程中，压倒一切的政治斗争，让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都被暂时搁置了起来。

自从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把“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把运动的重点转向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由经济所创办的《经济研究》杂志，就再也看不到学术文章，连篇累牍登载的只是一些工农群众代表的先进政治事迹。①

“四清”运动，吴敬琏也参与其中，做了一些工作。

1965年8月底，经济所到周口店搞“四清”时，吴敬琏还担任着“四清”工作团分团的办公室主任，主要任务就是给运动组做简报工作。但在工作过程中，吴敬琏因讲话太直、不懂分寸，得罪了许多人，并受到不少攻击。

此时的吴敬琏，依然只把这种冲突理解为一种个人间的意见分歧，却不知此时，由于最高领导层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与路线上的分歧，将很快通过更加剧烈的政治运动方式，将一切个人冲突一律上升到“阶级斗争”层面。

吴敬琏无法想象，“四清”运动最终会演变为“文化大革命”；更无法想象，这场历时10年的政治风暴，将会给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带来如此巨大的破坏效应，给自己和家人、朋友们造成如此巨大的心理创伤。

而这一转变，源于1966年5月4-2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同年8月召开的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

因身处外地，1966年5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并未参加。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了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产业生产的报告》。

没想到，毛泽东却对这份以总后勤部的名义送给林彪的寻常工作报告借题发挥，于5月7日给林彪回信，在信上做出了如下指示：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

他进而指出，“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如此一来，“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可以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①

“红宝书”慰爱妻

由于笃信毛泽东言论中的正确，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吴敬琏几乎不加判断地将这场大动乱，诚心诚意地当做“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来接受。

直到自己的家庭被动乱冲得七零八落，他才对此开始有所反思。

因父母早早就被划为“右派”，父母家很快就被红卫兵们抄了个遍；而吴敬琏的妻子周南，此时由于是北师大实验幼儿园的园长，居然也被当做“当权派”斗得惨不忍睹。

在大女儿吴晓莲出生期间，周南曾在南长安街的父母家住了两个月，那段时间内，有幼儿园的工作人员专程去看望过她。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一位从前给周南送过鞋子的人，因为觉得自己“出身好”，突发“阶级觉悟”，不仅大骂周南压迫劳动大众，还专门联合了幼儿园的“革命小将”，把她押至那幢可作为“走资派”实证的房子那里，准备对其“革命”。

就在周南被幼儿园“造反派”押到南长安街批斗的当天，一批红卫兵也正准备去抄吴敬琏父母的家。当得知周南是邓季惺与陈德铭的儿媳时，红卫兵们失去理智地对周南大打出手，一边打，一边叫喊：“你公公婆婆是反革命，你就是走资派。”

接着，红卫兵们随手拿起一把剪刀，在周南的头上胡乱剪起来，剪成只有一半头发的“阴阳头”。

也不知是哪个红卫兵小将，又找来了个以为装了香水的瓶子，不由分说地顺着周南头发往下倒，嘴里还说着“让你香，让你香”，蜇得周南只好捂着眼睛痛苦地喊着：“不要倒，不要倒……”②

事后，生怕受到刺激的妻子会因此轻生，吴敬琏拿着《毛主席语录》安慰爱妻，在她旁边不停地念着：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吴敬琏不仅自己给妻子读“红宝书”，还鼓励妻子跟着他一起，一遍又一遍地念着语录，借此挺过革命的疾风暴雨。①

亲人受苦，让吴敬琏慢慢认识了“文化大革命”，而此时的经济所也被“文化大革命”冲击得乌烟瘴气，所内正常的经济研究工作早已无法开展。取而代之的，却是所有人不得不在政治重压的胁迫下，投入到一场“甲斗乙、乙斗丙、丙斗丁”的无聊游戏之中。

批“总”斗“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