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遇顾准

走过“弯路”，也让年轻的知识分子们清醒和成熟了许多。

长时间的全面反思之后，吴敬琏开始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只不过，对这些事情何以发生，依旧一头雾水。

在“文化大革命”中，吴敬琏和自己的亲人朋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心灵上也因信念的崩塌和整个社会伦理体系被破坏而遭受冲击。

种种光怪陆离的事件，使他的政治倾向、学术观点、治学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此痛苦的转变过程中，对吴敬琏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被他誉为一生“良师益友”的经济思想家顾准。

得益于顾准的影响，吴敬琏不再抱着民族偏见来思考经济问题。

也正是在顾准的熏陶下，经历了少年时期的意气风发、青年时期的躁动不安，人到中年的吴敬琏才开始真正进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大学问之探寻阶段。

红泥醅酒暖

吴敬琏与顾准的第一次相识，是在1956年。

这一年，顾准刚刚从党校毕业，正面临着人生道路的再次抉择。那段时间，顾准因有了过去4年在实际工作部门的经历而倍感胆怯，希望能调到学校或研究部门再干几年。

在刚从党校毕业回家后不久，顾准就带着妻子和“小米”等孩子，到了老朋友孙冶方家作客，受到孙冶方和夫人冯克平的热情款待。

当时孙冶方还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他们一起就当前经济工作中的诸多重大题目进行了毫无保留的交流，彼此感觉非常投合。

随后，顾准又去拜望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社联”的老熟人狄超白，狄此时正担任中科院经济所常务副所长。一直有进入研究部门工作打算的顾准，立刻向狄表示，希望调入该所当一名专职研究员。

对顾准的学识本就非常欣赏、也很欢迎顾准加入学术界的狄超白，爽快地答应帮忙。

经周密筹划，顾准终于向原单位国家建工部提出调动要求。可是，不知何种原因，建工部却坚决不同意放人，要求顾准回到部里的财务部门工作。

百般无奈之下，顾准只好分别向已当选为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的陈毅、刚担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写信，请求他们的帮忙。

信写出后，顾准立刻被告知，建工部已同意放行。

义胆书生因言获罪

到经济所后，顾准又遇到了老战友张劲夫，后者刚被调入中科院，担任党组书记与副院长。

此时，狄超白等人因在“向科学进军”风波中与所内青年研究人员起冲突而被打成了“右派”。张劲夫颇知顾准的才干，就想安排他取代狄超白，任经济所的常务副所长。

已在“三反”运动中饱尝政治斗争之苦的顾准，立即提出了自己的三大顾虑：一是自己正“怀着一大堆问题急于求索”，一心只想搞学术研究；二是不熟悉研究机构，不愿意外行领导内行；三是不愿一来就挤掉老友狄超白，觉得这样做不符合做人原则。再加上，经济所原党支部宣传委员林里夫又是顾准入党时的区委书记。以及在上海担任首任财税局长的痛苦经历，顾准实在不愿意扮演取代上一届领导的角色，便再三推辞。

张劲夫见劝说无果，也就遵从了顾准的意愿，让他留在所里潜心学术。

在经济所，因狄超白一再恳劝，顾准最终答应担任财经组组长职务，而此时，吴敬琏正在他的组里从事企业财务研究。①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吴敬琏还专门回忆了这段经历：

“顾准其实并不管我们组里的具体事务。他几乎从早到晚都钻在所里的图书馆读书。那时，他已经超前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建立后，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他的不少文章，都是那个时期开始撰写的。”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顾准写出了著名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并启发孙冶方对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与价值，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

顾准的创造性发现，给了后来的吴敬琏诸多启发。只是在当时，吴敬琏一直受着极“左”思潮的影响，根本无法正面理解顾准的经济思想。

不久之后，顾准被调到以竺可桢为主任的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向来直言不讳的顾准去了之后，才办了一件事，便又惹出天大的麻烦来。

那时，在黑龙江搞水利的过程中，因看到苏方领队人员涅姆钦诺夫对德高望重的高龄科学家竺可桢教授颐指气使、态度非常傲慢，顾准心中十分愤懑，遂与之起了冲突。

当时考察委员会有的人总说“老大哥”如何如何，他就骂对方洋奴。结果他的言论被那人记了下来往北京汇报。此时“反右”运动正进行中，顾准便被打成了“右派”而遭到批斗。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