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顾一生的经历时，大多数岁月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印象，只有一些零星片断倒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来，这些片断既有决定我人生命运的大事情，也有无关紧要的小事。这确实是人类记忆之谜，它是如何选择信息，在大脑中长期地载录下来。但这是心理学家的研究课题。

我曾说，希望再有机会活60年，以弥补过去被耽搁了的岁月。这说明了我对生活是满意的，是乐观的。虽然过去的岁月多半是挫折和沮丧，但改革开放之后形势已经逆转。而且即使在最悲惨的年代里，生活中仍旧有幸福的一面。

我的爸爸妈妈

我爸爸名叫茅以新，妈妈名叫陈景湘，都是1902年出生，爸爸比妈妈大6个月。爸爸活到1990年，妈妈活到1992年。妈妈生我们4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二叫茅于杭，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于兰（女）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2008年因老年痴呆和忧郁症去世），老四叫茅于海，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名教授，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我们四兄妹相隔都是两岁。

我的父系出了个茅以升，是中国的桥梁专家，是我的二伯父。他修建了钱塘江大桥。大伯父叫茅以南，20世纪50年代初就因食道癌去世了。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大部分时间在铁路和公路供职。我们一共有19个堂兄弟姐妹，大房有8个，二房有7个，再加我们这房4个。这19个叔伯兄弟中出了3个右派，比例是远高于别的家属。这跟茅家的自由思想有关。我还有一位姑妈，叫茅以纯，她毕业于金陵女大，学钢琴。她很不幸，在1939年因伤寒去世，终年36岁，她的丈夫叫戴般若，生了两个儿子。戴般若很有才，智商高而情商低，潦倒一生，于1969年2月“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终年68岁。

我的祖父叫茅乃登，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曾著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记述了1911年9月响应武汉的辛亥革命的起义。他死得很早，只活了60多岁，我很小时候得知他去世，那时候我们在杭州。爸爸特地去南京奔丧。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鼓励我写好字。每天要写一张大字，她在上面批圈，每批一个圈给我一个铜板。我今天对书法有兴趣，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得益于我祖母的鼓励。她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去世，终年70。她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虽然家境贫困，但是重视子女的教育。她的3个儿子都是留学生，女儿是大学毕业生。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茅家因为出了茅以升，她大部分时间和茅以升住在一起，生活过得很舒坦。

我爸爸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他原在唐山交大，后因为闹学潮被转到上海交大。毕业后就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学成后去了加拿大实习。最后走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回到南京老家，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铺。本来应该很赚钱，因为当时南京是国民党首都，公私业务繁忙，对修车的需求很强。但是国民党官僚倚仗权势，强买强卖，没有保护伞做不成生意。开的修车铺不但没赚上钱，反而被抓去坐牢。后来他就去了杭州在杭江铁路（浙赣铁路的前身）工作，负责机车车辆的工作。那时候茅以升正在杭州修建钱塘江大桥。从那时起，爸爸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他主持浙赣、粤汉、黔贵几条线的机务工作，去日本购买机车，去美国引进“二战”的战后铁路物资。开办柳江机厂。他的工作作风是勤劳廉洁，一丝不苟，深得基层群众的拥护，但是和官僚们总是格格不入。新中国成立前的地下工作者了解他的为人，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共产党的重视，1950年广州解放后就把他从广州调到北京，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正局长都是党员干部）。这是他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但是他得不到信任，有职无权。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他满腔热情，但是没有可能做成什么事。后来政治运动不断，更谈不上做事了。所幸他倒没怎么挨整，还当过政协委员，待遇按副部级享受。

我爸爸一辈子最重要的成绩是参与铁路机车车辆的标准化工作。新中国成立前铁路的机车车辆都是外国进口的，各个国家的都有。各国的标准不同，车辆就无法连接。比如车钩的高度不同，常常发生列车分离的事故。制动风管的连接十分困难，检修零件因为标准不同，不能统一备制。标准化的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做了几十年。他在工作作风方面，廉洁奉公，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对人富有同情心。这些特点在茅家多多少少是普遍的，也许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

我爸爸在美国留学时和另一位留学生陈章同房间。陈章觉得我爸人不错，就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他。陈章后来成为我的三舅舅。陈家也是苏州名门。我的外祖父陈希濂（舲诗）是光绪时的进士，我在周庄的博物馆中看到过外祖父得进士的报喜照片。陈章教了一辈子书，新中国成立前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做南工大教授。大舅舅陈霆锐学法律，也是美国留学生，因为替五卅惨案的纱厂工人维权而名噪一时，成为上海著名的大律师，国民党时的国大代表（相当于人大代表）。这就是我的母系状况。

我妈妈一生多病，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条件下，维持全家的生活，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她机智幽默，爱护子女。一般婆媳关系总是紧张的，但是我妈和我爱人相处十分融洽。我们刚结婚时，我妈每次出门访亲都要我爱人陪同。大概有点得意显比的意思，带一个极漂亮的儿媳，自己脸上有光。我妈晚年听力视力都出问题，近乎又聋又瞎，和外界的沟通非常困难，只有我爱人能够跟她沟通。我妈是无疾而终，最后死在医院里。当时我爱人给她梳头，忽然就不行了。

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识分子家庭，都有留学生的背景（那时候留学生非常少），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开放、崇信科学。我们家不拜祖宗，不看风水，不信教，但是也不反对别人信教。我们家里书特别多，其中外文书也多。有一本OneHundredandOneBestSongs是我最喜欢的音乐书，我会唱其中的每一首歌。我看五线谱是自学的。后来学小提琴，更是离不开五线谱。我儿子也喜欢音乐，我的孙女儿茅尚彬能弹一手好钢琴，在学校比赛时经常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