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头一个学校是杭州狮虎桥小学。那时候我只有5岁多，不会上厕所，要隔壁的姐姐照顾。别的事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次我犯了错误被校长叫上讲台受训。我不服气，用小脚踩校长的鞋子以解气。校长倒也没有认真，哈哈一笑了之。后来父亲的工作调动，我就去了苏州、南京、衡阳等地上学。后来由于抗战，我们跟随父亲的工作辗转大后方，从长沙到桂林，到上海，又回柳州，在桂林、全州等地上学，后来到了重庆，最后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是1946级的校友。总体来看这12年的中小学一共上了13个学校，其中小学6个，中学7个。

我在学校的成绩很一般，都是勉强及格，但是我对课外读物有兴趣。在小学四年级时就看科学杂志，因为好奇心，记得最早看的是关于性方面的文章。初中我上的是桂林汉民中学。家是在柳州，要坐一夜的火车去上学，除了暑假寒假平时不能回家。那时候我11岁就离家住校。记得离家上火车时非常依依不舍，到了学校天天想家。我妈也非常不舍得，写信给我，说梦见我晚上睡觉没盖好被子。我接到这封信，恨不得马上投入妈妈的怀抱里。11岁的孩子的确不会生活，不知道洗澡，不知道换衣服，几个月下来身上长了虱子，我还以为是树上掉下来的虫子。最可怕的是我不懂得下水的危险性。有一次差一点盲目下水，如果下水，很可能会溺水身亡。那时候我们同班一个女同学就是溺水死的。学校组织人打捞尸首，晚上点了汽油灯通宵寻找。

中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和几个同学谈天文学的问题，这几位同学都是科学家的孩子。我上的这些学校都算不错，老师都还可以。但是因为频繁转学，学习很受影响。我开始对学习感兴趣是在中学三四年级。但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是在南开中学的最后一年。首先是数学老师特别好，他叫伉铁建，大家叫他伉老二。他教解析几何条理非常清楚。上课听讲，下课做作业，就完全明白了。考试就不害怕了。在南开我喜欢了音乐、体育，培养了我一生的好习惯。

我受的家庭教育有没有使我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最近我得出结论，确实有所不同。有两件事可以说明：一是走北京飞机场的人行传送道。大部分人都站着，被动地等传送道把自己往前送，而我却等不及，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我不得不绕过许多人，还要对他们说对不起。这可以说明我与众不同。其实大多数人也会跟我一样，在传送道上往前走，只不过他们碰到障碍（有别人挡道）就停下来了，而我却偏偏要绕道往前走。我也有教训这些人的意思，因为他们不懂得应该靠右边站着。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没有素质，只要看一点，就是懂不懂得照顾别人。不管一个人文化是高是低，学历是高是低，如果不懂得照顾别人就是没素质。这一点我经常在思考和观察，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

再一点跟别人不同的是在飞机上吃晚餐。比如，我们3点45分就上了飞机，要飞3个小时。可是起飞不久，4点多钟就开饭，乘务员把饭分配给了每个人。这时根本不到吃饭的时间。可是大多数人就乖乖地吃起来了。而我要再等一个多钟头才开始吃饭。这说明我和大多数人不同。

我的这些不同，来源于我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自由和独立的思想我从小就有，也许是我与众不同的根源。1950年我们刚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时，每天下班后要有两小时的政治学习。那纯粹是浪费时间。我最不愿意政治学习。每到下了班开始政治学习时，大家都规规矩矩坐下来“学习”，而我则拂袖而去。我猜别人一定对我很有意见。其实他们未见得愿意浪费时间，只不过不好意思反对而已。不怕与众不同，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既因此而吃了很大的亏，也因此有巨大的得益。我认识几位大学教授，他们的水平都比我高，但是怕与众不同，学术上没有太大的成就，非常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