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9月下旬，我被赶去大同。因为上面有令，必须在国庆前把危险分子赶走。临走时我爱人凑了一条被子（我们全家的被子都被抄光了），买了一条毛裤给我，准备让我在大同过冬。我想，这一去不知道哪天能再见面，连性命能不能保都难说。我爱人被剃了光头，出门就可能挨打。街道邻居都用敌意的眼光看我们。她还要带两个小孩，上面有高龄的父母。至于我自己，前往一个动乱中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安全感。我也被剃了头，这是反革命的标志，很可能一下火车就会被打死。在这样动荡、朝不保夕的环境中，离别以后还有没有活着见面的机会，真是一点把握都没有。我感到有种生离死别的滋味。我带着极简单的行李坐夜车去大同。火车从西直门站出发（现在的北京北站）。车站四周挤满了人，都是被赶走的阶级敌人，他们扶老携幼，狼狈不堪。一个月前他们绝不会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命运。不过他们比起已经被打死的那些人来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我一夜没合眼，早上天不亮就到了大同。我背着行李来到机车厂人事部，由王部长接见。我自认为是一个身负重罪的人，只能低声下气。可是王部长却对我极其客气，我简直是受宠若惊。原来大同厂在3个月前已经轰轰烈烈经受过阶级斗争的洗礼，人都打死了好几个，现在倒是进入低潮，正在整顿的时候。我来得太凑巧了。人事部的同志安排我的宿舍，介绍我去附件车间劳动，发给我一套工作服，第二天就上班了。工友们听说是北京下放的工程师，对我特别尊敬。我感到忽然换了天地。尤其出乎意料的是，工厂同意在国庆期间让我回北京探亲。这个优待让我喜出望外。果然，离开家仅仅十几天后就有机会回家。我不敢告诉铁道研究院的人，但是又想打听消息，为什么把我们赶出北京。

抄家后幸亏工资没被扣，吃的就不成问题，但是衣被却无法解决。要买全家人的衣被那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因为没有布票和棉花票，有钱也买不成。那时候幸亏茅以升给我们一些衣被。但使我心疼的是我的二伯母，茅以升夫人因受抄家惊吓（他们家没有被抄，只是有红卫兵去过，但是听说我们家被抄的情况，非常受惊），心脏病发作去世。她是一位识大体、贤惠、聪明的女性，她特别喜欢我们这一对，因为我和茅以升有共同语言，常常讨论工程方面的问题。我爱人是特别能理解人性情的人，常常去她那里聊天。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我们住王府井大阮府胡同，他们住在东单裱褙胡同，只不过两站汽车路那么远。我们家被抄后她就让她家的保姆王妈来问情况，后来又送来一些衣被。首先让我父母有被子盖。我爱人和两个孩子用一条破布拼凑的很短的被子过的冬。这些事都是在夜里偷偷摸摸地做的。如果被人发现就会戴上反革命串联的罪名，那是非常危险的。最奇怪的是，我在大同居然做梦，梦见二伯母去世了。

她去世的时候我不在北京，我爱人在北京。茅以升打电话给我们说二伯母死了，我爱人连忙赶过去。那时候二伯母的身体还没有僵硬，是我爱人给她穿的衣服。后来我回北京，二伯母死时睡的床没人敢睡，是我去睡了三天，赶走了阴气。

到次年（1967年）春天，全国闹评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对革命群众的镇压。我们这些阶级敌人忽然身份也起了变化，变成受反动路线镇压的革命群众，纷纷回原单位造反。我和冯登泰、安汝潜（他俩跟我一样，也调到了大同机车厂）也回去造反。我们在北京造反了一年多，到1968年秋才又回到大同，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一年中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天天碰头商量怎么为自己平反，天天跑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接待小组（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我们的收获是，搞清了我们是以危险分子的名义被赶走的。对危险分子怎么处理上面没有精神，只能等着。到1968年全国形势极乱，收不了场，中央用进一步搞阶级斗争的办法收场（毛泽东说过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铁道研究院通知我们回各自的单位去参加运动，我们只能回大同机车厂。我回去之后就被下放到农场。在那场运动中大同市每天都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被处死，大同一地估计死了上百人，全国可能死了几十万。死的人大多数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林彪、反对江青。遇罗克也是这时候被处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