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那个秋天，正如狄更斯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吴大猷为了躲避空袭而迁居昆明市郊，为了维持生计而养猪，但他却时常在课后，在西南联大西北角的一扇小门外，在一条很长的轻便铁路边，和“这样一群学生”讨论物理学问题，一如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安贫乐道，不改其志。

黄昆说：“事隔整整半个世纪，他诲人不倦、乐于教书育人的欣喜心情仍溢于言表。”

在自传中，吴大猷曾谦虚地说：“近年来，李、杨成就卓然，国人常提及二人为我学生，传为美谈。实则我不过适逢其会，在那时那地遇上他们而已。譬如两粒钻石，不管放在哪里，终还是钻石。”

吴大猷生前一再强调，知识分子最应当具备的就是前人所说的“风骨”。他曾在九十寿诞时回忆，自己当年以一介书生劝谏蒋介石“总统”不要禁止留学政策，以及后来反对台湾发展核武器，是他对台湾最大的贡献，“对得起这一代与下一代的年轻人”。

2000年，人们评价：“吴大猷的逝去，似乎象征一个全方位的知识分子时代的幽微。在追怀吴大猷之时，更寄望这一脉中国文人的香火不绝，后继有人。”

2005年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100周年，又是他逝世5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今年为国际物理年。在纪念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和知识分子的同时，国人似不应忘记逝世5周年的另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和知识分子——吴大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