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去世后，同系的一位老教授坐着轮椅赶来吊唁。别人要抬着他上楼，他不许，趴在楼梯上就放声大哭。

三十多年前，在“反右”斗争刚开始时，这位年轻气盛的教师曾是积极分子，认为系主任徐中舒已成老朽，便经常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徐先生。孰料形势急转直下，没过两天，反倒是出风头的他本人被打成“右派”。面对如此打击，他想要轻生。可妻子怎么办，5个孩子怎么办？想来想去，他觉得还是几天前自己刚刚批评过的徐先生最为厚道。于是登门找徐先生：托孤！

徐中舒绝口不提此前的恩怨，只是劝他要好好活下去，活下去就会有前途。徐中舒的孙子徐亮工曾看见过祖父写给同样被划成“右派”的叔叔的信，“祖父对自己儿子这样说，对他也这样说。”

于是，此人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后来还成为卓有成就的学者。不过据徐亮工回忆，这位教授此后一直保持着某种矜持，和徐中舒的来往并不多。但那一哭，足以说明一切，“他们是心心相印的”。

在徐中舒的儿子徐安石眼中，作为学界泰斗的父亲，最恰当的评价却是“本分”二字。“他的话不多，但从不说假话，哪怕是在‘文革’期间。”

开《海瑞罢官》讨论会，当时很多先生已经“学聪明了”，闻到味道不对，于是包括有些和吴晗私交甚好的人“都开始滑了”，说起话来不知所云。但徐中舒说：“吴晗写这个东西，是不是为彭德怀翻案，我不知道，我也不认识吴晗。但姚文元的说法我觉得不对，清官总是比贪官好吧，怎么连清官一块儿批呢？”很快，记录这次会议的小册子就从“学习辅导材料”变成了“供批判用”，徐中舒成为“文革”中四川大学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

他常被拖出去批斗，但对此却异常豁达，每次批斗回来，倒头便睡，大概不到5分钟就鼾声大作了。那时，徐亮工还小，但也被逼着写了大字报，要和祖父划清界限。祖母骂他：“小崽子！你祖父这么爱你，你居然要划清界限？”祖父却在一旁笑着说：“他该写啊，他应该写嘛，不写咋个办呢？”

“我觉得他是看穿了，毕竟是研究历史的。”徐亮工说。

历史系的吴天墀先生，1949年之前参加过青年党，在西康省政府任过职，因而被判定有“历史污点”，开除了公职。迫于生计，他只好去拉架子车，同时卖掉了藏书。徐中舒觉得这个人才可惜了，就叫他来家中，问他：“你是应该做学问的人，怎么干起这种事情来了？”吴天墀回答：“一家人总要吃饭啊！”徐中舒当即便说：“你一家人吃饭我来管，你现在还是要做学问！”

据说，吴先生后来也这样对他那些遇到困难的学生。他总是说：“你不要着急，如果说没分你工作，我拿钱给你过日子。我的老师这样对我，我也应该这样对你。”

四川南充一个小学教师，考徐先生的研究生没考上。他家里穷，偏又生病住院，徐中舒托人带钱给他，并劝他，考不上没关系，照样可以做学问。后来此人来拜访，徐中舒当真在饭桌上给他讲起了《左传》。徐安石回忆：“那可是一句一句地讲啊，非常耐心。”

对年轻后学，不管水平怎样，只要说是对学问感兴趣，徐中舒就来劲儿，就高兴得不得了。常有很多青年人写信来问学，徐中舒嘱咐孙子要一一回复。徐亮工不以为然：“这些信还要回吗？不理就完了！”徐中舒却总是说：“唉唉，还是要回的，要回的。”对一些具体问题，他会告诉徐亮工去查哪本书，就可以回答了；对泛泛而谈的，则让徐亮工写些鼓励的话。

“于是我回了好多这样的信！”今天说起这段往事，徐亮工还颇有些“无奈”。

与老友蒙文通相比，徐中舒缺乏幽默。非常难得的一次，他和友人在校园里散步，路过几栋红砖修的楼房，脱口而出：“这不就是又红又‘砖’吗？”而多数时候，他和朋友下棋，可以一两个小时不说一句话。徐亮工遂下一断语：“寡然无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