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交谈

每一次交谈都包含三个层面：任务层面——我在第一章中定义的“它”“非个人”；关系层面——定义为“我们”、“交际”；自我层面——定义为“我”“个人”。

谈话的任务层面专注于眼前有待解决的问题。如上述案例中，帕特丽夏和莎伦需解决福利政策的调整问题。交谈陷入困境不外乎双方对所发生的事情、导致事情发生的原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是谁做了什么才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等意见不一。此外还有在诸如谁说过什么、做过什么、言行的动机、谁对谁错、谁应该表扬而谁又应该批评等问题上意见不合。

关系层面则指的是交谈中双方的感情关联。帕特丽夏和莎伦在交谈过程不断强调她们之间关系的实质，以及各自对彼此的感觉。大多数交流陷入困境，都与对彼此关系产生怀疑有关。典型的怀疑如我们关系密切吗？我们能达成一致吗？我们目标是否相同？我们是在合作吗？我们能够相信、尊重彼此吗？对方会背叛我吗？我们的关系会破裂吗？我对你的感觉是怎样的？你对我的感觉如何？我应该如何对待你和你的感受？你应该如何对待我及我的感受？ 

自我层面是指人的自我认同和自尊。帕特丽夏和莎伦都试图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希望在他人心中建立起自己的“好人”形象。交流陷入困境时，双方都会觉得自我认同和自尊受到威胁。她们会问诸如我的感觉是怎样的？现在的情形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的感觉对吗？他会怎么看我呢？我是应该说出来呢还是闷在心里？其他人会怎么想我呢？这会给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交流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我们在“任务”“关系”及“自我”这三个层面上都受到了威胁。因此我们会很自然地进行自我防卫，从而表现出自己最糟糕的一面：本体自大的控制者。这时候我们确信自己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而，这样往往都是错的。

从任务层面来看，交流困境往往要比实际看到的复杂得多。不仅存在一方知道的相关事实而另一方毫无所知的情况，而且还存在着双方不愿分享与问题相关的想法和感受的情况。事实上，双方的每一方都认为自己什么都了解得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都在掌控之中。进而在谈话中形成了一个目标，即向对方证明“我是对的，你的一定是错的”。

从关系层面来看，如果不能将自己的看法和期望如实说出来，会导致双方对彼此感到失望，怨恨对方。如果一方批评别人，而另一方辩解，前者就会认为后者是在蔑视自己。从而双方关系疏远，也不再团结，并妄下定论：反正已经意见不合了，还说出真实的想法有什么用！因此，我们选择压抑自己的感受，对彼此的关系也是避而不谈。

从自我这个层面来看，当自我形象遭到挑战，我们通常会感到困窘与威胁，于是陷入大卫·伯恩斯所说的“两级化思维”（polarized thinking）——一种“全或无”（all-or-nothing）逻辑，要么认为自己才华出众，要么一无是处；要么善良到家，要么可恶至极；要么值得信赖，要么无信用可言，没有任何折中的余地。进而也会认为任何事，只要不完美就很糟糕；做事没有得到赞美就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双方都努力保护自己不受威胁，坚信自己一定就是对的，对方绝对是错的。当然，另一方也同样感到威胁，同样会保护自己，从而使局面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双方都以为对方知道自己的意图，进而加剧交流困难。一个人的意图他人是无法看到的。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认为“我知道（我能肯定地推断出）你的意图，而你不可能知道（因为你本来就是错的）我的意图。”因此，交谈的目的就简化成了告诉对方他所做的是错的，自己所做的才是对的，因此，对方应该受到批评，并承担解决问题的责任。

在这样的情况下，交谈双方陷入争吵也不足为奇了，我认为是你出了问题（你错了，你自私、幼稚、固执、控制欲强、不理智等），而你则认为是我的问题。双方都根据自己的心智模型来理解当前的情形，认为自己的理解才是“真相”。这样，我们就不会质疑自己的观点，也不会真诚去探究他人的真实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