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我的父亲或者母亲同历史分割开来，同他们在中国的那段时期的历史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就像普鲁斯特在写到他自己的时候所说的那样，他不可能把他自己、他的人物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及引起他们反响的那些事件割裂开来。我们是时代的产物，受到历史的影响。我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中国在19年发生了一场“拳匪”之乱，欧洲人是这么叫的，中国人称为义和团起义，由于这一事件，我的中国父亲没有去考科举，做翰林，却娶了我的比利时母亲。找树要寻根。我得回到根上去。

当时正在修铁路。“铁路”这个中国名词是从法语chemin de fer直译过来的。铁路对我父亲很重要，也是我的成长环境的一部分，因为我的童年就是在大大小小的火车站度过的。甚至到现在，一听到火车的汽笛声，就会勾起我的童年时代的记忆。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伤残的树THE CRIPPLED TREE1949年的革命——中国人叫解放——以后，我每年都回中国去，找人，找事实，找记忆。我也到比利时去，找寻过去的踪迹。多年来我尽可能地收集材料，访问四川的退休学者，加拿大的传教士，奥斯顿的姨婆和舅婆。

我生在一个如今已属过去的旧中国。对1949年共产党的革命胜利，我同许多阶级出身相同，受过同样教育的人一样感到害怕。这些人从来不是共产党员，也永远不会成为共产党员，因为他们的年龄已经过了，不再对任何东西有足够的信仰，为它上街去把守街垒，喊着高昂的口号而舍生忘死。但是我所说的可能是那些既不想恢复过去，又无意投身现在的人要说的客观真实的话。我们这个世界需要艺术家以悲天悯人的胸怀来做平心静气的记录，而不要传教士痛心疾首地来对现实宣布不现实的讨伐，特别是不要那些想把时钟拨回到过去的人，他们的想法根本不现实。

我不能像哥哥那样与世隔绝，生活在黄金时代的神话中，生活在木乃伊化的幻想中，时代的风不论和煦或萧瑟都吹不到。树同人一样，未来是从昨天开始的。

“我不懂你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懂你是怎么一回事？”我的一个朋友叫道，她像我一样，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欧洲人。她现在离开了中国，不想再看一眼中国，因为中国的现状叫她憎恶。“你怎么能每年回中国去？中国的一切已不是过去那样了！我就办不到！要是在我心爱的北京，发现我童年时代的记忆都已消失，什么都已给破坏了……”

“可是，并不是什么都给破坏了，而且没有人能躲在童年时代的记忆中过一辈子。你的童年可能是快活的，可是过去中国有许许多多人的童年并不幸福！”

“但是这些记忆是我的记忆！”她说，“我不想回去看到什么都变了样！”她是以前北京很有名的一个中国医生的女儿，曾在这个可爱迷人的城市住过。她极其怀念她所熟悉的中国，却待在香港，等待一去不复返的日子卷土重来。她把一切都保持原样。在她的家里，她用中国家具和地毯，吃中国饭菜，仿佛这样墨守成规就能把现实拒之门外。“我的记忆是我的，我不想改变我的记忆。我愿重温旧梦。”

我不责怪她。我们选择了自己的天地，划定了各自思想的界线。

我不知道有多少像她那样的人。也许她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紧紧地抱住她们熟悉的童年时代的记忆，像一个爱之弥深的幻影紧紧地跟着，遮住了现在。也许她们不能重新开始，只看到断裂的地方，而不能把它连接起来。但是我得做到这一点，同我自己一起生活，做我自己这样的人，继续成长，而别人却停滞了。我不愿成为一棵煞风景的伤残的树。虽然未来不是我带来的，至少我要欢迎它，即使这会把我送命也罢！

的确，要继续成长，要坚持现实，要尽力去了解，摒弃自己的成见，是件痛苦的事。发现自己的记忆已经遭到时间和革命的销蚀，心底的幻想已经破灭，对付这样的孤寂之感，只能一笑置之。去弄清楚这有多困难、多痛苦、多漫长本身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

因此我就动笔写起了这本书，为的是表达这样一个所有亚洲人都会明白，而且我相信许多欧洲人也会明白的意思： 在我用文字所勾勒的那个宏大的时空范围内，从往昔到现在的这种延续，这种命运的兑现，不是由某种高高在上的力量操控的，也不是由神秘排列的星宿掌控的，而是由人们必须鼓足勇气去正视的日常生活的残酷逻辑引导出来的。

在这本书里，一切记录都是真实的，一切事实都尽可能调查准确。我所以把它们记了下来，因为可能有那么一天，像我这样的人无法再有写作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