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的父亲而言，惟一需要他重写简历以作出说明的问题是他在1929年曾短暂地皈依过天主教。他日记边缘的空白处有这样一个小注：“此处需作口头说明。”看样子他如不交代会有些小麻烦。

三叔是自愿写下他的生平经历的，对他的金融业务往来、他跟军阀的关系，他曾领导过的查禁鸦片的活动，都一一作了详尽的叙述，还把他兴办过的公司全部开列出来，总数达二十七家。他被划为民族资本家，被安排进一个财经委员会工作，如今已退休，靠入股资金的股息生活。

父亲的片断回忆

父亲的片断回忆01958年父亲去世后，我去北京办理他遗赠给我的四所房子的产权手续。我偶然发现在一箱旧书和笔记本中，有他写的片断的回忆录，同大捆的信件、成堆的照片、旧账单、父亲写的诗、他的结婚证书、工程师证书、一根金条，以及我母亲的那只旧表放在一起。表的外面有个格子状的罩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给表面一种铁窗的感觉，使我想起因不许我继续上学而关在家中烦躁不安的日子，在我这次在箱子里再次看到它之前，我一直做噩梦见到它。此外还有父亲的折刀和他的钢笔，那是他总带在身边的。这大概是佣人在他死后放在箱子里便于保管的。父亲有发明家的气质，他总是在随时观察和记录，主要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事。不论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在公共汽车上、火车上，或者步行的时候，他总会拿出钢笔——这是一支黑色的短短的钢笔，抽起一根小拉杆便可吸水，又从他的夏季布上衣的外口袋里（要是在冬季就从他穿的骆驼毛背心的下口袋里）掏出一本笔记本，开始写什么东西。

他是第一个为解放后在北京明陵附近修筑的大水库起草设计计划的。他1928年就画了一个草图，但水库1957年才修筑起来。父亲很高兴。他也起草了扩建市内下水道的计划。

这些计划，草图，三角和数学公式，每日开销，朋友姓名地址都记在笔记本里。记在用薄薄绢纸制的笔记本上的，还有他的回忆录和他的诗。因为他像许多受过古文教育的中国人一样，也算是个诗人。

我把找到的第一个片断收在这里，不仅因为它是从头开始的，而且这是我找到的第一份材料。我花了四年时间才收齐。因为有一部分材料他送给了他的弟弟，也就是我的三叔，我直到1964年10月才拿到这部分材料，当天正是中国试爆了她的第一颗原子弹的翌日。下面是爸爸自己写的回忆。我在解放前两个月发作了一次心脏病，脑部淤血，左半身瘫痪。我躺在床上不能行动，但仍能看到她们在收拾行李，我的妻子和我的二女儿把家中的东西匆匆忙忙地收拾起来，扔在箱子里。她们要走了。我知道她们害怕，因为共产党要来了。但是我不怕，我等他们来，已很久很久了……又怕又希望，又怀疑又兴奋，因为没有别的东西比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更糟糕的了，但是谁又知道新时代会带来什么呢？

共产党终于来了。由于他们来了，我的妻女却要走了，就留下我孤零零一个人。我得到了照顾，又恢复了健康，我一直在工作。虽然我常常同他们意见不同，但是他们待我很好，有许多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我工作的那个部门的负责人陆同志，一直很尊重我，尽管我们发生争论，各人坚持自己的观点，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几个月以前。他是个农民，八路军战士，不是知识分子或学者，而我和一些同事则被当作高级知识分子。起初我们在背后取笑他，用各种隐晦方式侮辱他，当面互相大声叫“同志”，学他的话，学他那谦卑的样子。但是现在，我变了，他也变了，或者是我们两人都变了。那是他同我说这话的时候变的。

“周同志，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一生详细地写下来？这样对我们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是很宝贵的教育。肯定是很宝贵的材料，增长我们的知识，使我们避免错误，改正缺点。”

这是他们说话的作风——自己贬低自己，谦虚到了极点，这使我更加难受，因为这好像在取笑我们过于做作的谦虚，这是我们自己的说话作风。像陆同志那样的人是有权的，这使得他们的谦虚更加教我们难受了。但是陆同志说他要向我们学习，他要懂得科学，成为一个工程师。他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参加红军时是个十四岁的小文盲。他打了二十年的仗，担任过五年的行政工作，负责我们工程处的设计、财务、福利，还有我们的灵魂。每天晚上，他的那间小屋子灯火不灭，冬天没有生火炉，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夏天只穿一条布裤衩，摇着扇子埋头看借来的工程书籍。他在学习。有一天他会懂得的，同我们知识分子和工程师懂得的一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