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专程跑到印度认识的他。听上去不错吧，为了认识他，我差点死掉。

那年我25岁，奉命在举国欢庆的春节期间去印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本来是属于我上司的差事，但他老婆春节要临盆，好吧，我这个女光棍，反正也不耐烦在家看春节晚会，欣然领命。妈妈很不乐意，我为逗她开心，告诉她我要去的地方叫做“菩提伽耶”，是佛教四大圣地之一，相传释迦牟尼就是在那里的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的。我答应老太太，回来带最好的佛珠给她。

但是我到了菩提后，就一病不起。发40度高烧，起了一身红疹子。大会秘书长也被惊动了，日日来看我。会议共有三天，我只穿着套装勉强在会场上坐了一个小时，实在是太有辱使命。我被送到菩提的中心医院，诊断我患的是被蚊子传染的热带病——登革热。医我的人，就是维华。

后来几年我常将他唤作“柯棣华大夫”。维华是台湾人。我叫他柯棣华的时候，他就叫我“女八路”。

嘿嘿，我实在不知道佛为什么会让我们相遇，一切显得这么荒唐。也许就因为不像真的，所以一切才会那么美好。

我在印度足足待了一个月，医院不肯轻易放我回去，我且了解到北京只有一家“铁路医院”可以收治这个叫做登革热的病。也许一个月已经足够长了吧，对我和维华而言，因为据传说，爱情发生在两人相识的最初四十秒。后来他问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四十秒里我都想了什么，我答：退烧。

我不喜欢印度，我在那里的时候每天都哭，想念妈妈。为此维华日日加班，陪我说话，我渐渐开心点，每天数胳膊上的红疹子少了几个。

我终于获准回到北京，领导又放了我一个月假，我听说单位里怎么议论我的都有，例如说我装病在国外骗外汇补助，真是气得要死，早知道不如死在外面算了，我想休完那一个月的假就辞职，想得很坚决。

上班第一天，接到维华的电话。我在办公室里跟他说着说着话，就哭了。

我们开始通信。我生日的时候他寄了包裹来，是一尊端凝的佛像。

一切都似乎很离奇曲折，可惜维华的身份落了俗套，他是别人的丈夫和父亲。

也许就因为错的爱才格外不易放弃吧。我们又隔得那么远，我曾想，这份爱是安全的，我可以静静拥有他一生，却不伤害别人。我们只是通通信。反正没有领导肯再派我去印度。我甚至可以结婚，然后静静地，在心里爱着维华，他只不过碰过我的胳膊而已，而且还因为他是我的医生才碰的呢。我只给了他一只胳膊罢了，这样的爱情，能伤害到谁呢。

一年后维华突然到北京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跟他说的。

我在电话里劝他回去，回印度去。他不答应。他让我去饭店见他。我反问他：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才去饭店见男人吗？他说，被那个男人救过命的女人。我强忍着眼泪笑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北京的传染病医院，每天医好女病人的男大夫有三千多，都开了房让人报答去？他停了半晌说：你胳膊上有我写的字。

我愣了，硬着头皮问他是不是印度英语讲多了，脑子糊涂了。他一字字地说：你睡着的时候，我用酒精棉签在你的胳膊上写过字。

我问他：写的什么？

他说：佛，我向你要这个女人。

那天我出来见他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我歪歪扭扭地开着跟朋友借的小车子，带他去看故宫的护城河。

我们在那车里待了一夜。

我不是没有恋爱过，不是没有拉过男人的手，不是没有吻过。但是，这是唯一的一个男人，与我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最爱的一个角落，过了一夜。

维华说，他可以很快在北京一个合资的医院谋到理想的职位。我相信。他让我想起闺密的“朋友”，从鸟不拉屎国搬过来，太太女儿也带过来，在公司的帮助下，很快安好一个家。那人的家还上过装修杂志——真的有些人是这样，什么事，一出手都做得有模有样，工作料理得好，家料理得好，连情妇，也料理得好。

所以乍一听到维华这个提议，我第一感觉是应该恨他才对，骂他是流氓伪君子才对。

不过我没骂他，我很认真地想了想。维华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我们无法解释这种喜欢，我因这种喜欢而狂喜，但我仍知道，这是错的，我们是错的。

也许我可以不必想那么多。可以安慰自己，人想得太多是没用的。当初，在一个中国人最不可能出门的日子，我走了那么远的路，差点丢了性命地去遇上他，还不都是命？人和命有什么可争的？况且我也很快乐。也许我可以从原来的单位辞了职，然后自己去开一个小翻译公司。维华会给我一些钱。维华的口头语是：没有时间和钱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可以用时间得到我，我再用他的钱实现学生时代的小梦想，然后我们过上悠然而缺德的日子。我们偶尔会谈到菩提伽耶那个地方——“要不要一起回去一次呢，回去向佛还愿？”

可是我并不确定佛会不会喜欢我们那样子。

我们自己会喜欢吗？未必，未必，未必。

所以，还是，算了吧。

北京与菩提伽耶的距离，是那么远，只有无关的旅游杂志才会把这两个城市放在一起。也就自然更不可能有人，把我和维华放在一起，连我们彼此，都没有这个能力。

虽然我常想脱掉鞋子朝他狂奔而去，但因客观存在的遥远距离，一切都尚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清晨总是新的清晨，会让我忘记深夜那些狂乱的念头。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