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经济学”这个词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或是电视上有个唠唠叨叨的声音不停地讨论着消费者信心指数。但是在经济学家眼里，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们怎样做决策的科学——为什么决定买保时捷而不买福特，为什么决定辞职，为什么决定成家。

经济学家认为，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是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这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特有的本领。我们不像其他动物那样做本能的奴隶，而是利用我们的理性，来权衡所有行为的潜在成本与效益。如果三家银行的利率不一样，你一定会去利率最高的那一家存钱，除非另一家银行提供免费账户，或是其他更吸引人的好处。

在经济学的理论里，经济学家把所有人都看成是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表亲。高尔顿是19世纪英国统计学家和发明家（他曾经发明一种带有铰链盖的高帽子，可以给人的头部散热），他一生都在搜集数据，做各种测量和计算，甚至还做实验来检验人类祈祷有没有用（他的结论认为没有用），并且做了一张非常详尽的表，罗列了一个欧洲人去“荒蛮”国家旅行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案。如果你要做个木筏，应该选择哪一种木材好？翻看下高尔顿1872年的一本书——《旅行的艺术》（Art of Travel）就知道了，在这本书中，高尔顿已经计算出了许多种木材的“浮力”，如桤木、岑木、榉木、榆木、杉木、松木、橡木、杨木和柳木等。

撇开这些成就不谈，最重要的是，高尔顿是个善于思考的人，一个试图用大脑思考的力量来面对一切挑战的“理性”人。过去的半个世纪，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所有人基本上都和高尔顿没什么两样。

举个例子，20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认为，罪犯未必就是那些与社会格格不入，道德上有缺陷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发现犯法才是他们最佳的选择，于是决定犯罪。一个没有推销能力的人也许会觉得，与其踏踏实实找份工作，不如去偷车或抢劫年迈的妇女。根据贝克尔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理论，犯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企业经营，惩罚和刑期都可能是成本的一部分。

另外，贝克尔几十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后来让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论文，进一步指出他的“理性选择”理论几乎适用于所有的人类行为。贝克尔说，人们在做任何事之前，都已经做了一个理性的决定，人们选择跳槽、结婚或是离异，是因为如果不那么做的话，他们得到的结果只会更糟糕。

为什么人要抚育孩子，把大把的时间和金钱投资在孩子身上？你可能会认为，是因为出于爱，出于情感和繁衍后代的需要，但是贝克尔的理论则暗示了，为人父母实际上是在对未来做明智的投资，指望将来能从他们的孩子那获得更多的回报。他总结说：“只要那些投资的回报率比银行的存款利率高，父母生养孩子，就能间接防老。”

基于贝克尔所谓的“经济的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理论进一步设想，人们不仅努力做出理性的决定，而且还有无限的智慧，确保在做决定时不会犯错。有个典型的例子，现代经济学中有个核心概念，也就是所谓的“生命周期储蓄理论”（Life Cycle Theory of Savings）。假如40岁的你一年挣6万美元，你会花多少，又会存多少？

回答这一类问题，对于研究人们出于长远考虑会存多少，每年会花费多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在建立的大部分模型中都假定，每个人都利用绝对理性的方式，也就是先算出未来每一年的收入，再进行繁复的计算——或许需要一台电脑才算得清楚——来确定他们今年应该存多少，有生之年平均下来才有多少可以用。

这一模型不仅假设了所有人都是理性的，而且假设了人的理性程度都是完美的，都要经过精准和详尽的计算才会做出决定。这就是标准经济学。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的，“被人们所接受的经济学理论，其基础是建立在人是绝对理性的假设之上的。理性是人类行为可预测性的前提，并把这种可预测性建设成了系统性科学研究的一个‘候选人’”。这一观点似乎暗示了，假如没有始终不变地对人类理性的假设，那么连一门关于人类的科学都不存在了。

这么看待人类世界或许有点狭隘。就我个人而言，我就经常会犯错，会有愚蠢的想法，会故意拖沓，也会冲动行事。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你也应该是这样的。普通人常常会出于愤怒，出于爱恨做出情绪化的行为，考虑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计算。

我们在本章中将会看到，其实有许多迹象都表明，没有一个人完全符合经济学理论中理想化的理性人。而且，现在大部分的经济学家也不认为人们会按照理性的方式采取行动。即便如此，对人类理性的假设仍然是现代经济学思想的中心，关于这一现象或许有两个理由能解释。

密歇根大学的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表示，经济学家始终这么热衷于人是理性的这一观点，理由其实很简单——没有理性视角，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人类行为是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但是，如果我们假定每个人都是绝对理性的，那么每个人就是一模一样的了。更何况，要预测在任何不同的情况下人们会做出怎样的行为，所牵涉的问题比数学问题还要复杂，不仅仅是逻辑的推理过程而已。

阿克塞尔罗德指出：“在我看来，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之所以成为主流，并不是因为学者们认为这个方法是符合现实的，相反，正是这一方法不切实际的地方破坏了它作为一种建议基础的价值。其实，理性选择假设的真正优势在于，它使推理成为了可能。”假设人是绝对理性的，能使我们单凭逻辑建构理论，而不用再煞费苦心地进行观察。

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绝对理性的第二个理由，其实不一定是出于科学本身和科学研究的困难，而是因为经济学家本身也是人，也会受到社会反馈机制的作用。经济学家也和普通人一样，有孩子，有房子，有事业。如果说，所有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的人，都使用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那么自然而然地，人们就会从那些角度出发去评价某人的研究质量。

1970年到1990年的20年里，经济学家所建立的模式中，人变得越来越理性。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回忆说：“经济学这一领域的审美观变成了这样：如果A模式中的人比B模式中的人更精明，那么A模式就优于B模式。”如果假设人是绝对理性，可以使你的工作得到更高的评价，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有些经济学家承认，这一因素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论文。几年前，我读过一篇文章，作者认为，对于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个人而言，也许依赖“理性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即便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理念是错误的。但毕竟这个理论还是占据主流的地位，与其攻击它，不如赞同它，这样才有利于经济学家的职业发展。

你可以说它是国王的新衣，也可以说它是纸房子，不管怎样，理性的经济学可能再也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了，事实上也已经站不住脚了。有些经济学家甚至到最后黔驴技穷地争辩说，经济学不应该是研究现实世界的，而应该定义为一门研究进行互动的、绝对理性的人的科学。这一态度让我想起了一位英国贵族女士曾经这样评价某个伯肯黑德（Berkenhead）的君主：“他聪明绝顶，可有时聪明过头了。”

幸好有些经济学家勇敢地站了出来，选择研究那些能真正适用于现实世界的理论。他们的研究工作已经证明了，把理性选择本身当作一种社会现象，要比把它当作一种理论来得有趣，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三点事实：第一，有时我们就是不理性的，不管我们有多努力地想做到理性；第二，即使我们能做到理性，但大部分的人并不是理性的；第三，理性或不理性都不要紧，因为我们还能利用其他方法来做决定，而且做出的决定也不差，甚至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