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路过长安街,想起了那年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夏天。
这篇文章写于七夕前两天,因为报纸连载时编辑跟我说,七夕快到了,希望我写一篇跟这个中国情人节有关的文章。我想了想,从一个大首饰盒里翻出了被我东一个西一个胡乱摆放的这对喜鹊。
这对银鎏金点翠钿花,以前大概是伶人头面上的一部分,后来被拆下来零售,难得还能成双成对地流落到我家。上面的图案是喜鹊飞上梅花枝头,蕴含着一个美好的寓意——喜上眉梢。
喜鹊跟七夕有关是因为它们在传说中搭了鹊桥,使长期分离的牛郎织女得以相会一宿,那么我就写别离的主题,同时内容也须是那些令人“喜上眉梢”之事,以切首饰的寓意。
初遇我先生——也就是我家猪——的时候,他因工作往来于广州与上海之间,而我却长居北京。他白天给我发信息,晚上与我煲电话粥,这让我养成了至今不改的习惯——与他分开时,就会等他的信息和电话,而我自己若无事一般是不会主动发给他的。
有一次,我做饭时手滑,不慎打泼了一碗刚煮好的热汤。滚烫的汤泼在我足踝上,烫出了一片大水泡。我在同学的搀扶下去医院上了药,回家后悲从心起,在接到猪电话时跟他哭诉了一番。当时他并没有多安慰我,只是让我注意休息和换药等等,说了几句就把电话挂了。我很纳闷,凌晨又忍不住给他打电话,想再与他聊聊。打到他居处,他的室友说他出去了。我问去了哪里,室友却支支吾吾,语焉不详。再打他手机,结果是关机。
这一夜睡得不太安稳。清晨听见手机响,一看是他的号码,接通后劈头就问他去了哪里,他从容道:“开门。”我愕然,然后一瘸一拐地冲去开门,他赫然站在门外,看着我微笑,手里还提着一束花。
他是连夜从上海赶到北京的,在北京陪了我一周才回去。后来我离开北京去广州工作,我同学提起他来北京这事,问我:“你这算不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我们在广州定居后,因为他经常出差,我们还是聚少离多,很多节日和我的生日我们都没有在一起过,但他通常会记得请朋友代送花和礼物给我。有一年我的生日,他又提前几天出差了。临行前我没跟他提生日将至这事,他同样也无一语言及,我以为他是忘了,不免有些失望。生日那天,一大早被他电话吵醒,我没好气地问:“干嘛?”他说:“忘带文件了,你去书房帮我找找。”我忿忿地搭拉着拖鞋走进书店,一边听他的电话提示一边翻箱倒柜地寻找,终于找出个硕大的纸箱。我很奇怪:“文件放在这里面?”“是呀是呀……”他说:“你拆开来看看。”我坐下拆,那箱子还裹了里三层外三层,最后发现里面没有文件,倒有一瓶我关注过的香水……“生日快乐!”他在电话里大笑着说。
有段时间他被派去长驻北京,朋友们都替我们郁闷,说我们换来换去,还是分居两地。不过他还是保持着经常给我发短信和天天打电话的习惯。有天接到这样一条:“今天路过长安街,想起了那年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夏天。”我看得心中和暖,这样的信息也长久地保留在了手机中。
现在,我们又都回到了北京。其间经历了许多事,生活环境的陡然转变也令我郁闷了很长时间,脾气不太好,很易怒。某日见他把洗好的衣服乱扔在沙发上不收拾,实在看不惯,就怒气冲冲地过去帮他叠,边叠边数落他,“猪”来“猪”去地呵斥着,他听见了过来站在门边朝内探个猪头,“如此粗鲁……”他摇着顺风,很严肃、很正经地说,“怎么做一国之母?”
面对这精彩的天雷话,我瞬间笑倒。
某日他跟同事去木兰围场玩,一天没给我电话,也没发短信。我一个人吃饭,想起他,就给他发信息,问他玩得好不好。他居然没回。晚上接到他的电话,我问他为何不回复,他解释说当时一位同事从马上摔下来,他帮忙送去医院,就没顾上回。其实我想告诉他,我还是希望能收到他的回复,哪怕是迟到的信息;还是希望我们分开时他会经常想起与我聊天,让他的信息充满我的手机……但最后仍未说出口,只像往常那样凶巴巴地嘱咐:“早点回来!”
写到这里,我继续整理打开的奁盒,把这对喜鹊重新叠放在一起。
摄影/施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