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竞争对手可以租辆公共汽车带大家参观板门店；而我这个连一杯米酒都请不起的穷学生，唯有真诚而已。

“我没有能力那么慷慨，但如果我当选的话，我首先将为学校和学生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而努力，让渴望学习的人获得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在投票的前两天，一开始对我不屑一顾的竞争对手派来了一位“说客”，就是先前劝我不要“痴人发梦”的几位老乡中的一位。

“放弃吧，明博。他说可以把选举费用补偿给你。明博啊，你是不会当选的。”

“我没想过我能当选。”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到底？你已经证明了你的存在，现在拿了钱退出是最明智的选择！”

我没有妥协。我既没有花什么钱，也没什么钱可花，自然也不会要他的什么补偿金。

投票结束后，我心情轻松地等待着开票。我不仅完成了竞选，还抵制住了“黑色诱惑”，这已经是道德上的胜利了。即使落选，也毫无遗憾。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我竟然以40票的微弱优势当选了！我成了一个敢于迎接挑战的学生会主席。

我的人生转折就这样开始了。

避身

1964年我大四的时候，学生运动达到了高潮。军事政权为了筹集他们在革命公约中承诺的经济建设资金，开始运作从李承晚总统当权时就着手进行的韩日邦交正常化。在反日情绪普遍蔓延的情况下，军事政权秘密操作此事，更是引起了国民极大的怀疑与反对。在野党和社会团体组成“反对对日屈辱外交泛国民斗争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活动；而与此同时，政府却全然不顾各方反对，继续运作与日谈判。

3月24日，首尔大学组织市内5000名大学生参加示威游行，受到军事政权严厉压制，发生了流血事件，其影响波及全国。此后三个月，各种示威活动此起彼伏，活动性质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由“反对对日屈辱外交”，转变为“打倒军事政权”。

在这如火如荼的斗争声浪中，我们高丽大学却因总学生会主席态度消极而难以施展拳脚。各院系学生会主席深感苦恼，大家聚在一起研究对策，最后推举我和法学院学生会主席李代理行使总学生会主席职权。

我认为，我们的示威活动对谈判桌前的韩国代表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虽然大家认为派毫无政治经验的军人参加谈判是不妥当的，但事已如此，政府不妨利用国内激烈反对的声音，在谈判中争取更大的成果。后来，我作为学生代表曾向政府高层提出这一想法，但毫无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计划于1964年6月3日正午进行大规模的反对韩日会谈示威活动。为了避开当局监察，整个计划的制订与布置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作为代总学生会主席，是这一活动的核心人物。按照计划，首尔市内12000名学生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活动。当晚8点，政府发布了全市非常戒严令，宣布首尔大学的金重泰、玄胜一、金道铉与高丽大学的李明博、李、朴正勋为此次活动带头人，并下达了逮捕令。

从此，我开始了暗淡的逃亡生活。

下达戒严令之前，警察开始在市内进行大规模搜捕。我偷偷地给二哥打了电话，他让我去釜山找他的一个朋友。一路上担惊受怕，坐一段火车，感觉不妙就赶紧跳下来，东躲西藏，好不容易到了釜山，找到了二哥的朋友。但是在那里也没有住多久，因为当局有令，藏匿通缉犯将受到严惩。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身上又一文不名，步履沉重地走出去，却见大街上贴满了通缉令，我的照片居然和一群凶犯列在一起。我觉得冤枉极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思考再三，我给二哥打去了电话：

“我自己去找他们，但不是自首。”

“据说自首可以减刑，市警察局有一个我认识的老乡，你去找他吧。”

“二哥，我不能自首，我犯了什么罪？我找上门去只是表示我不怕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