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时的同仁堂处境困难，乐平泉不得不量力而行，将同仁堂再典给姓朱的经营。他在同仁堂内除了一个铺东的名义外，每日只能净取五千钱的“字号钱”，根本没有恢复祖业的能力。现在还能见到乐平泉与族兄们共立的一张协议：“……伏思先祖所遗，别无财产，惟有同仁堂药铺一座，又积累亏空，众东附本银六万数千余两。另因无力承做，将铺底家具作抵租出，每日净取字号钱五吊。只此余赀，清安理应承受，以便接续香火，修理坟墓……”

虽然现在已不可能了解乐平泉当时是如何与众股东周旋的，但是他肯定为保留下同仁堂铺东的身份很费了一番心思。“同仁堂”的品牌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只要保住它，就不仅为乐家的中兴留下了根基，也保存下来一个驰名品牌。这一点，很可能是他吸取了万全堂的教训，那时万全堂的所有者就因为没有保住必须保住的东西，才失去了一切。

想经营好同仁堂可不是件容易事。道光十四年（1834），姓朱的就把生意做赔了，他无力还债，又怕承担责任，便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逃往他乡去了。乐平泉终于可以将同仁堂收回了。但这时的同仁堂由于姓朱的不善经营，前债未了又添新债，乐平泉仍然无法接手，只得又典给一位姓庆的满族人。这位姓庆的一副“大爷”作派，锦衣绣袍，驯鹰养狗斗蛐蛐，遛鸟票戏喂蝈蝈，无不精通；谈起生意经更是口舌生花，谁知却是个赵括一般的人物，只可纸上谈兵，等入了商海，真刀真枪地干起来，就一败涂地，不过两年的工夫就把生意做赔了。此时，同仁堂的欠银已经达到了八万两千两。乐平泉不得不于道光十七年（1837）十二月，将同仁堂再一次出租，这次是租给了慎有堂的张某和董迪功（启泰）二人经营，乐平泉仍是铺东，每天取五吊钱而已。不到两年，也就是道光十九（1839）年十一月，那位姓张的病故，承租同仁堂的就只是董启泰一人了。

祖上传下的同仁堂，到了自己这里，却不得不一再典租，乐平泉是满足于每天安安稳稳拿那五千钱的“字号钱”，还是想方设法，不辞万难，将祖业重新收回？无论对乐家来说，还是对同仁堂的前途来说，这都将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第五节 手段高强乐平泉重振祖业

胆识过人同仁堂本固枝荣

是安于把同仁堂典租给别人，安安稳稳地每天拿那五吊“字号钱”，还是奋发而起，把同仁堂重新夺回，使它再现辉煌？乐平泉毅然选择了后者，这是他多年的夙愿，他决不会放弃。可此时的乐平泉，财力物力都不济，要收回同仁堂，谈何容易！他反复思考，精心谋划，想出了一个办法。

其实，早在此之前，他已经在为收回同仁堂作准备了。当时，他虽然只是一个每天只收五千文钱的挂名铺东，但是在同仁堂的承办者遇到困难时，他仍会挺身而出。

道光十六年和十七年，他和张大镛两次出面，向朝廷申请借银两，增药价，其实都是从长远计议，为的是保住同仁堂和同仁堂供奉御药的资格，也为以后收回同仁堂打基础。否则，店铺已是他人经营，亏多赚少，于他又有何干？

那个“同仁堂供奉御药二百年”的折子也是在这个时候上的。他在那里说的“同仁堂供奉御药二百年”，很可能指的是乐家开店的历史，那时虽然同仁堂尚未开业，但乐家已经开设了万全堂或是其他药铺，而且很可能已经成了实力雄厚、影响很大的著名药商，并且向宫廷供奉过药味。否则就难以解释乐显扬辞世至同仁堂于康熙壬午年（１７０２）开张的十四年间，乐家以何为业，以何谋生；又从哪里来的雄厚资本，能够在大栅栏和崇文门两处繁华之地同时经营同仁堂和万全堂。当然，这些还是推论。但是这次请调药价获得了“恩准”，似乎朝廷也承认乐平泉“同仁堂供奉御药二百年”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