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不敢。”乐达仁拱拱手，“令尊的大名早有耳闻，今见大公子风度翩翩，果然不凡。幸甚，幸甚！”

看起来都是极俗的客套，可他们讲的都是真心话。

老乐家的同仁堂供奉御药一百八十多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杨公庶说的当然是心里话。

乐达仁说的也是心里话。杨公庶的父亲就是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杨度。杨度是湖南人，字皙子，别号很多，如“虎公”、“虎禅”等。他早年受到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影响，有革新思想。曾留学日本，了解过“明治维新”。杨度热心国事，才华出众，曾为从外国人手中收回粤汉铁路立过大功。但是他拒绝革命，主张君主立宪，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他的手。那时清朝也在搞“法治”，杨度可以出入颐和园，对牛弹琴一般，给王公大臣们讲“法律常识”。因此，乐家的人多少也知道这位杨皙子。袁世凯称帝时，杨度组织起一个“筹安会”，专门为恢复帝制呼号奔走。这是他知名度最高的时候。

同仁堂就有人议论：“袁世凯说要共和，把宣统皇帝撵下台了，捎带着把咱们供奉御药的差事也搅黄了。可现在呢？他自个儿要当皇帝了。你们说，他讲理吗？”

“杨皙子说了，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

“这话咱就听不明白了。没有皇上顶多是不能供奉御药了，说要亡国，我可不信。美利坚、法兰西都没有皇上，不是活得挺好吗？”

“可不是，杨皙子开的治国之方，我看是不能应症啊！”

袁世凯当了八十三天洪宪皇帝，就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退位，不久就病死了。他的死也宣告了君主制的失败。据说他临死时把罪过都推到了杨度的头上，大喊“杨度误我”。

这时是杨度是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候，他真正尝到了“千夫所指”是什么滋味。他在这段时间曾求佛念经，以“虎禅师”等别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文章，好像是超脱红尘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一直在痛苦地进行着反思。经过一番心灵上的涅槃，他终于转向了民主共和。１９２２年，他受孙中山之托，设法制止了吴佩孚增援陈炯明叛军的计划，帮助了危难中的孙中山。同年，杨度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这就是杨度，一个才华横溢，有功有过，跌过跤，走过弯路，但从不放弃追求和思索的人物。乐达仁觉得这一点和自己非常相似，自然就很佩服杨度。因此，他第一次见到杨度的这位大公子，就感到很亲切。

杨公庶也很真诚地说：“我很敬佩乐家祖先的至理名言——‘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办实业、建工厂、兴科学也需要有这种精神，不然中国是无法振兴的。”

乐达仁说：“令尊大人虽然饱经沧桑，坎坷曲折，但他孜孜探求强国之路，从无改变，令人敬佩。他的一首诗于我很有启发：‘创业非难却又难，所争微细偶然间。古今豪杰皆如此，成败关头最等闲。’”

杨公庶见乐达仁还读过父亲的诗，就说：“家父不但喜爱写诗著文，还作过一首歌呢。”

“啊，他还会写歌？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乐达仁惊异地说。

“那是１９０４年的事，他写过一首《黄河歌》，曾受到梁启超先生的赞扬，沈心工先生为其谱了曲，便一时传唱开来。” 说着，杨公庶就唱了起来，“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