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这么大名气，日本人自然也有这想法。”那人透了底。

“这还是‘好事’呢？”乐达义听完后，脸上突然变了色，“您这是陷我于不义呀！我没有本事，当不了岳武穆，可也不能让人戳着我的脊梁骂我是汉奸。这是日本人让您给我下的‘圣谕’，还是您自个儿没事瞎琢磨的？您要是没事儿瞎琢磨的，那还罢了。您要是替日本人传‘圣谕’的，那今儿咱们这顿饭就是‘管宁割席’，断了交情了。”

那位朋友一看乐达义急了，赶紧解释说：“我这也是听消息灵通的人说的。我怎么会替日本人传话呢？您不当这个理事长，我佩服，可是您也得有准备，日本人怕是不会放过您。”

商会的领导职务本来是商家竞争的对象，可是在日伪统治北平时期，许多爱国商人都拒绝出任商会首领，连一些在商会做事多年的商人都放弃了自己的职务。著名商人孟觐侯是北平最有资格当商会会长的，但他公开宣布，坚决不当理事长。瑞蚨祥西号的姚毓嵩在１９３９年总商会改选时见会董的候选名单上有自己的姓名，马上离开了会场，扬长而去。后来，他得知自己被选为了副会长，又立刻请辞，并且闭门谢客。

那时也有人鼓动劝乐达义干这个理事长。他们说：“您要是不干，日本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谁还替咱们中国药商说话呢？”

乐达义还是不为所动，他斩钉截铁地说：“谁愿干谁干，我反正不干，我们乐家的人也不干！”

那些人只好作罢：“甭让他为难了，要‘身在曹营心在汉’，给日本人当差，还得给咱中国人办事，那得会和小日本周旋，乐达义那脾气不成，太直！”

果然不出那位朋友所料，日伪当局得知乐达义不肯出任“药行商会理事长”，对乐达义又是压、又是拉。一会儿以日伪当局头面人物的名义送来请柬，说是“略备小酌，恭迎大驾”，一会儿又派几个背着王八盒子的日本宪兵，到店里乱转悠，吓得顾客不敢登门；或者叫几个汉奸或是日本浪人，在同仁堂店里和卖药的员工捣乱，闹得同仁堂没法正常营业。

乐达义又气又恨，可是又没有什么好法子对付。这天，他正为当理事长的事心烦呢，那位朋友又来了。

“好事！好事！”那人进门就喊。

“又是什么好事儿，让我到日本当天皇去？”乐达义已经不信这位朋友有什么“好事”了。

“您还甭不信，这回真是好事。”那位朋友拉着他就走，“走，走，咱们到东来顺去说。”

“怎么着，是什么事儿我都不知道呢，就讹我？”

“您想哪儿去了，这回是有人请客。”

“是不是要逼我当什么理事长，设下的鸿门宴？”

“哪儿能呢！这回准是好事，请客的还是您的熟人。”

乐达义被拉到了东来顺的一个雅间，这儿早有一个人在等他了。

“哟，敢情是您请客！”乐达义一见那人就乐了。

“怎么，没想到？”那人也笑呵呵地说。

原来，这人叫刘一峰，他的父亲就是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坚守同仁堂，记录下侵略军罪行的刘辅庭。他的长兄刘翰臣曾经在裘绪斋之后接任同仁堂管生产的“大头”。而现在，刘一峰是百年老店“西鹤年堂”的老板了。

“鹤年堂”创立于１４０５年（明永乐三年）。据传，创始人叫丁鹤年，是一位回族医药学专家，又是一位诗人。鹤年堂虽然开设时间早，但不是一脉传承，丁家之后又转手曹家、王家。１９２７年，刘一峰花了五万块银元买下了鹤年堂，成为第四家店东。因为乐家和刘辅庭的特殊关系，因此，两家老店有时竞争，有时合作，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但无论怎样，都照顾着彼此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