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要过年了，乐松生好不容易凑了些钱，才能给每位员工发两块银元，勉强过年。他知道这些钱太少，心里很不安，可是员工们却说，这年头能拿到两块银元就算不错了。这时，远远地传来了一阵隆隆的声音，有人说是解放军攻城的炮声，有人说是新年要到了，人们急不可奈地想迎接新年的来到，早早地放起了鞭炮。也有人说，这声音更像是春雷在震响。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５日，天津解放了，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不过二十九个小时，就被解放军攻克。达仁堂传来消息，解放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这使乐松生受到了很大震动。他看清楚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然要崩溃了，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结果。他和乐家的绝大数人一样，一点儿也不怜惜国民党反动派，这完全是他们咎由自取。可是共产党来了会怎么样呢？他心里也不踏实。有人对他说：“共产党就是要打倒资本家。你们乐家是有名的大资本家，不快往台湾、香港跑，呆在这儿等着让共产党抓走啊？”

可是也有人对他说：“共产党廉洁公正，解放军纪律严明，这样的军队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不会侵害咱们民族工商业者的。”

老乐家自己的人也说：“咱们做药卖药，凭本事吃饭。日伪时期，咱们没有当汉奸，国民党时代，咱们也没有跟着他们干坏事。共产党也是人，不至于把咱们怎么样吧？”

于是，乐松生就在这种既为国民党政权的倒台高兴，又对共产党不了解的惴惴不安中，迎来了北平的解放。那是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一个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日子，也是同仁堂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

“天亮了，解放了！”这是北平老百姓的心声，他们打着腰鼓，扭着秧歌，迎接解放军入城。２月２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前门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城式。人民的欢呼声，震天的锣鼓声，解放军炮车的行进声，在同仁堂清晰可闻。同仁堂的员工意识到，一个崭新的时代来到了。

解放了，乐家的人也有着不同的感受。在北平和平协议签定之前，中共中央社会部就派赵明同志来到乐元可家，李铮将存放在她那里的党的经费——大量的黄金、美钞如数交还党组织，这些经费的每一笔都有详细记载，分文不差。李铮还将杨宁存放在她那里的上海敌伪档案全部交给了党组织，出色地完成了地下党交给她的任务。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说：“解放了，天亮了，咱们再也不用总像是在黑夜里一样，躲着藏着搞地下活动了。”

这时，李铮才知道张友恒是怎么遇险的。原来，那天他和李铮接头后，带着那五千万元法币，到东四牌楼的福生牛奶铺附近和一位叫刘致祥的同志接头。刚接上头，一个国民党特务突然冒了出来，他一把抓住张友恒的西服，让张友恒和刘致祥跟他走，附近还停着一辆黑色的汽车。张友恒见事不妙，把衣服一甩，撒腿就跑，刘致祥也乘机跳上自行车猛蹬。特务一看要两头落空，恼羞成怒中竟不顾正在闹市区，有可能伤及无辜，拔枪就打，张友恒被击中腰部，倒在地上。敌人得意洋洋地去招呼那辆黑色汽车，岂知张友恒伤的并不重，他趁机跳上一辆人力车，脱离了险境，随后就冒险给李铮打了报警电话。张友恒在北平城里秘密治疗了一个多月，伤愈后回到了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友恒同志为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后来，他担任了广东省安全部门的领导，在保卫国家安全的战线上作出了新贡献。１９８８年之后，他又担任了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庆祝北平解放的晚会上，乐元可抑制不住自己的高兴，登台献艺，他抖擞精神，唱了两出京戏，受到与会首长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乐松生这时却心绪不宁地坐在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上。火车在隆隆前进，乐松生手里拿着解放前夕，共产党通过秘密途径送给他的文件，看着共产党关于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说明，心里惴惴不安。他觉得共产党的政策挺好，可是共产党真会这样做吗？思前想后，他决定先到天津去观望一下再说，一是观望共产党对民族资本家到底采取什么政策，二是看看员工对资本家会采取什么态度。他正在火车上心绪不宁地胡思乱想，忽然听到邻座有人在说：“您都上了这趟车了，还想下去吗？就不怕摔坏了？再说，这车是往前奔的，您就高高兴兴、踏踏实实地坐着吧。”

乐松生觉着，这话怎么好像是冲他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