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烛尘看出了他们的疑问，就说：“你们一定会想，李某人凭什么讲这些话呢？其实，这些话不是我讲的。”说到这里，他反问乐松生和乐肇基，“你们知道刘少奇同志吗？”

北平和天津解放后，乐松生和乐肇基也时常听到这个名字，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还知道他曾经领导过安源工人罢工。

李烛尘告诉乐松生和乐肇基说：“最近，刘少奇同志到天津来了。”

“怎么，他是来领导工人闹罢工的吗？”在座的人当中，有人沉不住气了，急急问道。

李烛尘一听，哈哈大笑说：“你想到哪里去了？刚才我说的那番话，就是刘少奇同志到天津来，对民族工商业者讲的。” 他告诉大家，刘少奇同志这次是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到天津来的。他到天津后和工人、干部，工商业界人士开座谈会，要求工人和干部正确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实现劳资两利；他还鼓励民族工商业者办好企业，努力生产。乐松生这才明白，为什么李烛尘先生对中共的政策这么了解。他对李烛尘先生说：“我还奇怪您什么时候成了大理论家了，原来是从刘少奇同志那里听来的。”

李烛尘又笑了，他摇摇手说：“我也不全是‘趸’来的，也有我自己的学习心得，所以说得不对的地方，你们还要多多包涵啊！”

乐松生不了解共产党，虽然他和乐肇基都相信李烛尘，李烛尘的话让他们轻松了不少，可是出于长期从商的本能，他们更看重的是活生生的现实。没有多久，他们就看到，天津的工商业稳定了下来，经济有了起色，市面也开始繁荣起来，企业开工率迅速攀升。到１９４９年６月份，天津新开张的厂店达一千一百六十户，而停业的下降到只有二十七户。天津的财政收入成倍增长，不久，天津的进出口总值就达到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这时乐松生再想想李烛尘讲过的共产党的政策，终于认识到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并不是口头上的宣传。不过，更让乐松生受到震动的却是同仁堂的一场劳资纠纷。

１９４９年，北平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了，同仁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１９４９年３月，这个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家族企业，曾经和封建王朝有着密切关系的老铺，建立起了工会，它隶属于“北京市国药工会”。职工们说：“嘿，这可真是开天辟地第一回的新鲜事儿！往后咱们也当家作主了。”

可是老乐家却有人说：“真是古今奇闻！伙计也想当家了，这不是‘僭越’吗？”

更让乐家的人出乎意外的是，同仁堂的职工竟然提出要和资方谈判。

乐家的人当中有因循守旧的，也有开明达观的，可是和自己店里的职工谈判，别说没经历过，连听都没听说过。自打清朝康熙年间开业以来，同仁堂雇佣员工大都非亲即故，不少都有兄弟、父子、叔侄、甥舅的关系。这种办法一是有利于传承技艺，稳定产品质量，二是能够缓和劳资矛盾，利于铺东管理。不过，这种办法又多少带有封建色彩，职工受到不公正待遇，因为怕受株连，大都以忍为安，不敢稍有微词。因此，现在出现了劳资纠纷，职工提出要谈判，乐家的人竟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了。他们连换了几位“资方代表”，都是乐家德高望重的人物，可是都和职工“谈崩了”。乐家的人为此议论纷纷，有的说：“什么谈判，这些店员就是想反仆为主，把咱们撵走，他们好‘当家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