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有没有账外账的问题？”工作人员又问他。

乐松生不躲不闪，更不耍花样：“有，确实有，叫作‘慎记账’。”

“那您就细说说，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是一个账房先生想出来的主意。那时，同仁堂从某家大药栈中购买大批的药材，那家药栈就给同仁堂回扣，这慎记账中就记着回扣的数量。解放前夕，因为金融危机，同仁堂不得不把那些法币、金圆券和细料倒成美元，慎记账中也记着购买美钞的交易情况和数目。解放初期，经济不稳定，乐松生对共产党的政策还有过怀疑，因此，这慎记账一时也没有废除。

和负责“三反”、“五反”的工作人员谈过话后，老乐家的人不免抱怨乐松生：“别人是能不说就不说，您可倒好，‘竹筒倒豆子’，稀里哗啦，全撂了。”

“您不光自己找麻烦，回头开大会斗争您，我们还得到台上陪着您站着去。这不是张三得病，害的李四也得吃药吗？”

其实乐家的人并不反对“三反”、“五反”运动。当他们听说，有的奸商竟然把烂棉花当作消毒棉卖给志愿军，以致造成“最可爱的人”伤残时，也气愤地说：“这是丧尽天良！政府就是把他枪毙了也不为过。”

可是“三反”、“五反”反到了自己家，那可就不一样了。不过，这时的乐松生已经不是刚解放时的乐松生了。虽然，“三反”、“五反”初期，他也有过迷惑、不解和慌乱，甚至把一些小错也当成“罪行”交待，但是经过学习，尤其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党的政策进一步落实，他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自己没有故意做违法的事，他相信共产党会分清好人和坏人，什么是有意犯罪，什么是无意犯错。

１９５２年３月１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了《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这个办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又叫“完全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等五类。

一时间，正在处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资本家，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都给自己“对号入座”，盘算能划成五类中的哪一类。

在向同仁堂公布“三反”、“五反”结果的时候，乐家的人也都捏着把汗。一位政府工作人员绷着脸，也不见喜，也不见怒，有板有眼地宣布：“同仁堂过去确实存在着家店不分、货账不清的情况。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共查出非法收入六千多万元（指旧币，相当于现在的六千多元）。”

听到这儿，老乐家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不知道按这个数，同仁堂会被定为五类商户中的哪一类，心里急得直冒火，可是又不能露出来。

那位干部仍然不急不慢，一字一板地照着打印好的文件念着：“但是同仁堂资方在事实面前态度较好，交待清楚。而且有一些问题，是属于对财会制度的不了解，并非有意违法。考虑到这些情况，决定将同仁堂定为‘基本守法户’。”

听到这儿，老乐家的人都大感意外，他们当中悲观的，曾认为乐松生不是被抓，就是被斗；有乐观的，认为同仁堂弄好了，有可能评个“半守法半违法户”。谁都想不到，同仁堂竟被定为“基本守法户”。那位干部宣布完结论，参加大会的职工都鼓起掌来，出乎意料的乐家人还在发怔，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醒过闷”来。又是笑，又是跳，又是拍巴掌。乐松生竟然摘下眼镜，掏出手绢，擦了擦几乎要掉出来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