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善待社会”，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同仁堂在国家有事、民族有难、社会有急需的时候，宁可自己赔钱，也不涨价，不发“国难财”。难道这是企业经营之道吗？

有的职工不理解，说：“咱们不发‘国难财’当然好，可是也别赔本呀！”

可是同仁堂集团的领导是这样算账的：“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咱们虽然赔了些钱，却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为国家减轻了多少负担？让多少个家庭免遭不幸？这种社会效益是金钱能够衡量的吗？再说，咱们虽然赔了些钱，可是百姓心中有杆秤，他们明白，同仁堂放着能赚的钱都不赚，还会贪图小利，用假冒伪劣产品欺骗顾客吗？咱们同仁堂还愁好药卖不出去吗？”

“那是！”有位对同仁堂历史颇有研究的职工说，“当年乐达仁先生曾经说过，‘我死了，你们就是拿黄土捏药丸也能卖两年。不过，你们谁也别想这么干！’这话就道出了在百姓中树立诚信是多么重要。”

“是啊，在老百姓心中树立起诚信形象，比作什么漂亮的广告都管用。这也是咱们同仁堂三百多年来长盛不衰的原因，同时也体现了咱们的经营哲学——以义为上，义利共生。”

“善待社会”，更多的时候是体现在常态服务上，体现在平常的生产、销售中。自古以来，商界人士就知晓“和气生财”。同仁堂自古就有“童叟无欺，一视同仁”的店规：店员朝顾客摆手，拒绝客人的要求，或者对顾客言语简慢，可当日辞退，或月终考绩时，再定其去留。

同仁堂的顾客中，既有社会名流，也有普通的平民百姓，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层，也无论他们买的是名贵的人参鹿茸，还是钱少利薄的“小药”，同仁堂都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

曾经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朱学范先生，生前是同仁堂的常客。朱学范副委员长因为对外交往，需要一些人参等名贵中药，开始了和同仁堂的交往，同仁堂不仅按时按质地完成了任务，还向他介绍这些名贵药材的药性、产地、服用方法等，朱学范副委员长非常满意。从此，朱学范副委员长就和同仁堂的职工成了朋友。他的亲朋故旧要买参茸类的药材，他都介绍他们去同仁堂。

有一年，一位来自香港的女士来买人参，同仁堂的职工热情接待了她。这位女士虽然有香港人注重仪表、讲究修饰的特点，待人接物却很平和。同仁堂的职工按照香港人购物的喜好，拿出用锦缎盒装的上好东北野山参，请她过目。这位女士看了看，却莞尔一笑说：“我只是自己用，不需要这么华贵的包装。只要一般的参就行，断了的也可以。”

按照常理判断，她不是那种出手阔绰，购买力超强的顾客，否则不会提这种要求。在某些药店，营业人员的服务热情可能立刻就会骤减，可是同仁堂的职工却依然热情周到地为她服务，拿来各种各样的人参供她挑选，为她出谋划策，尽可能满足她的要求，直到她满意而去。岂料第二年燕子归来时，这位女士又来了，这次她一出手就是十万元。原来，她是香港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因为同仁堂服务周到，真诚相待，她不仅成了同仁堂的回头客，而且从此以后，她年年都到同仁堂来买药，每次销费都在十万元以上。

当年乐家第十世传人乐平泉，采用“穷人吃药，富人还钱”的办法，以求社会公平。虽然时代已经大不相同，同仁堂“善待社会”，为社会公平作贡献的责任心，却是更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