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人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论这件事，而在当时，有人是为殷顺海担心的；“和上面派来的专家顶着干，会不会挨批评，摘乌纱帽？”这种担心还发生在董事会作出“不让一位职工下岗”的决定时，有好心人就担心：“这不是和上头对着干吗？可别丢了官。”

殷顺海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他认为这是个政绩观的问题。在谈到自己的“政绩观”时，他曾经这样说：“只要是为老百姓着想，从党的利益出发，还怕什么？”

他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不当董事长了，让我去看大门、扫雪，人家也会帮我，和我一起扫雪。因为我为大家做了事，同仁堂没有砸在我的手里。”

最朴实的语言往往最能打动人心，最朴实的语言往往最深刻。古代许多名人贤士都曾表达过退隐后的意愿，有的愿归隐山林，有的要睛耕雨读，有的欲效子陵垂钓，有的想去深山访仙。今人的打算当然更时尚，有的想游览名山大川，有的想去浇花种草，有的喜欢养猫逗狗，有的沉醉于弄孙之喜。这些当然也不错，然而像殷顺海想的这样，即使有一天退下来了，仍要为百姓扫雪、看门，做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更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尚志趣和价值取向。

有识有胆有德，这就是殷顺海和同仁堂集团领导团队的成员。

作为一本薄书，想全面、准确地记叙同仁堂三百四十年的历史是很困难的，何况由于年代久远，同仁堂又屡遭劫难，许多史料都没有保存下来，因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但是，同仁堂史又是必须要写的。因为同仁堂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老字号的历史，它浓缩着中国从清朝初年直到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史、商业史、中医药史、社会发展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企的发展史。以作者的功力和学识是很难承担起这个重任的。幸好，同仁堂有一批对这个三百四十年的老字号充满了感情的老领导、老专家、老职工，如田大方、金霭英、杨春波、贾怀增、李荣福、李建勋、金永年等；同仁堂还有一批充满活力，富于开拓精神，精通业务的中青年干部和职工，如姜晓东、吴倩、胡美玉等，他们都给了作者热情、积极、全面的帮助和指点。在写作过程中，乐氏的后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和意见，他们是乐崇熙、乐侠、乐守玉等，他们虽然早已经不是同仁堂的“东家”，但他们都为社会、为人民作出过宝贵贡献。他们现在仍然受到同仁堂的尊重和关照。尽管现在他们年事已高，但那种达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会使接触到他们的人深受感动。在这里还要感谢团结出版社原社长张宏儒和张晶，以及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集团的徐寒梅，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作者是难以完成这项重任的。作者特别要感谢同仁堂的张海燕，她为本书查阅资料、陪同采访、提供咨询、校对文稿、发掘史料、组织图片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工作，许多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本职范围。对她，用“感谢”已经不够，而应当用“感动”。

本书的写作还得到了故宫博物院的大力支持，李文儒副院长、关雪玲女士等都热情而慷慨地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资料。

最后还要说，是同仁堂历史和文化的巨大吸引力，是同仁堂的领导和职工的事迹，给作者提供了强大的写作动力，同时也使作者深受感动，深受教育。在此，以最诚挚的心，向同仁堂的全体职工，向乐氏的后人，向同仁堂集团的领导深深地道声谢谢！尽管前面的路还长，但同仁堂一定会走得更好，衷心祝福同仁堂做长，做强，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