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林 />

1942年春，我正在晋西北的抗大七分校学习期间，晋绥军区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薛少卿亲自到校，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经过认真选拔，最后确定辛子和、陈儒茂和我3个人，带着晋绥军区的介绍信，徒步4天到延安中央办公厅报到。因陈、辛两位同志年龄偏大，仍回到七分校学习，而我则被留下来，在主席身边做警卫工作。

我第一次见到李讷时，她尚在襁褓中，也就一岁多的样子。带她的保姆叫李锦。当时在主席身边的警卫有程建仁、孙国贵、任建武、王世英和我。我们5个人轮流值班，照顾主席的生活。主席多年养成夜间办公的习惯，基本上是早晨五六点钟休息，中午十一二点起床，一天两餐。1942年正是延安困难时期，大米很少，主席吃二米饭，大、小米两掺，菜是两菜一汤，一荤一素，爱吃辣椒，伙食费不能超标，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主席有时工作累了，喜欢洗个热水澡。在延安时，有个大水盆，放好热水，有时我给主席搓背，擦身子，缓解一下疲劳。1942年的一段时期，主席得了肩周炎，胳膊抬不起来。苏联的阿洛夫大夫、印度的马海德大夫，还有延安和平医院的大夫，建议主席洗热水澡，又让人做了一个单杠，让主席锻炼，晒太阳，都没有治好。后来从哈尔滨来了一位裴大夫，是中医。经过李鼎铭介绍，给主席吃中药，拔火罐，治疗了大约两个月，好了。记得那段时间，裴大夫每天都从延安城里骑车子到枣园，给主席配药，李鼎铭亲自检验，我们警卫员负责煎药，前后吃了十多服。主席因此事而相信并推崇中医。

这期间，有一次与主席谈话，让我至今难忘。主席在枣园生活期间，住的窑洞里存放着很多书。我在读《三国演义》的时候，被主席看到就问我：“小鬼，在看什么书，学习得怎么样？”我回答是看看玩的，主席却十分认真地对我讲：“读书不能看着玩的，要学会分析。”并问我，三国里谁最好，我回答是关云长，义勇双全。主席说：“不对，是诸葛亮。”主席看到我满脸的狐疑，便耐心地讲解，“诸葛亮讲统一战线，与东吴的鲁肃联合，打败曹操。关云长不讲统一战线，结果最后失了荆州，丢了人头。”我们的党正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极大地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从而使延安成为当时红色中国的首都，成为千万爱国人士向往的地方。

1943年5月因前方斗争极为残酷，中央为保护干部，把抗大在各个解放区分校的学员集中到延安，抗大七分校在陇东的合顺县建校。主席为了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更好更快地成长，将来为革命作更大的贡献，让我去学习。我离开主席，持有杨尚昆同志亲自写的介绍信，回到抗大七分校一大队二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当时我在抗大七分校一大队的八队，在培养部队参谋人才的学员队学习。抗大七分校一大队由陇东回到晋绥，途经延安时，学校派我去接主席来校作报告，我奉命到枣园迎接主席。枣园对我而言是轻车熟路。我和门卫讲了一下，就来到主席办公生活的地方，看望同事们，那时李锦还在，我来到主席跟前，主席正在办公。“主席，我是刘书林，学校派我来接您给我们学校讲话。”主席高兴地站起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小鬼，你回来了。欢迎欢迎啊！”我到主席住地的时候，主席已吃过晚饭。主席又叫来大师傅，给我做了大米饭，又炒了两个菜。主席坐在我的对面，亲自给我夹菜。

等候吃饭的时间，主席询问了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我把夏天生产、春冬集训，一人平均种两亩地，边生产边学习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主席听后非常高兴。饭后我取出一个油光纸小本，递给主席，请主席给我作指示。主席在上面题写了“努力向前”四个大字。晚上六七点钟，我随主席坐车来到中央礼堂，听取了主席讲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任务》的报告。

1948年4月，陕甘宁边区形势已定。由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组成的中央前委由陕甘宁边区到晋察冀，途经晋西北，要在晋绥军区停留一夜。上级决定由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护送，交接给晋察冀来接迎的部队。我当时在西北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保卫科任保卫干事。主席从兴县出发，当天晚上到达神池县，主席一行住在神池县的一个天主教堂。在主席到达的当天下午，我去见主席并给他们安顿好生活。晚上吃饭的时候，主席、江青把我叫去一块吃饭，并问我们学校的情况。我把学校分成若干个工作队参加土改，自己负责一个乡的土地改革，并把斗地主、分浮财的事等讲给主席听。主席听了很兴奋。主席讲，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经过土改，从经济上消灭了，但作为地主阶级的封建思想，不是一个短期能解决的，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

当天晚上，我用鸡蛋和面粉，利用天主教堂的烤箱给主席家做了些饼干。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护送主席离开神池。

本文由刘书林口述，王向东整理，2008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