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荆山

毛主席练草体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他喜爱书法，博采众长，自成一体。

黄炎培先生藏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主席听说后非常高兴，便决定向他借来一阅。主席知道这是世间珍稀之物，价值连城。但自己向他借，黄先生肯定不好意思拒绝，可是如果时间过长，又怕黄先生有苦衷。于是主席和他约定：就借一个月。

真迹送来之后，主席就爱不释手，只要一有空，便翻阅研究、琢磨，对着真迹，反复练习比照，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从借来那天起，黄老先生的心就一直悬着，才过一个星期，就不断打来电话，询问主席是否看完。有一天，正赶上我值班，黄老先生又打来电话，还是那本真迹的事。说心里话，我都有点烦了：主席借书你也敢催，又不是不还，又弄不丢。但人家既然来催，我还得向主席汇报。趁着给主席送水的机会，我把黄老先生催要书的事说给主席。

“怎么，他也来催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主席的目光里透着问号，看着我。我连忙解释，不是催，只是问问。

当时苏联在逼着我国还债，所以主席就黄老先生要书的事，如此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是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主席这样讲，而且每天也在计算着借书的天数。

但黄老先生终于忍不住，又打来电话，这回把电话直接打到主席那里。他先是说了一大堆别的，最后又绕到那本真迹上。主席听后，不慌不忙地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我觉得黄老先生有些小家子气，在场的李银桥也认为向主席讨债似的，没个深浅。毛主席却认为：黄先生够英雄，不够朋友。到满一个月的那一天，主席仔细地把王羲之的真迹用木板夹好，交代给我：必须在零点前送到黄炎培家。

我告诉主席，黄老那边又来电话说，只要主席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主席摆摆手又对我讲：“说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毛主席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者，以他的身份、地位，随便找个理由，耽搁几日再送去，想他黄老先生也说不出什么，但主席却做到了重承诺，守信誉。

本文由尹荆山口述，王向东整理，2008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