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金发 />

这么说吧，在我演奏过的所有曲子中，熟得不能再熟的，要算是前苏联的《红军舞》。直到现在我仍能清楚完整地演奏整个曲子，哼出它的旋律。但当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竟然吹跑了调。

1954年8月，当时文工队的队长司远手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亲笔批示的调令来到南京军区，找到当时的军区参谋长张爱萍，将军在上面签下“当然执行”四个字。司远便手持“尚方宝剑”来到我跟前。我和他早就熟悉，他曾是华东军区文工团训练队队长，那时候我正在华东军区文工团吹小号。他在见到我之前曾来过一次，算是摸底，也是物色目标，见到一个吹小号的，不太满意，后来团里的人说：“还有一个，军乐队里有个好的。”他就第二次到团里的军乐队，老拿眼睛盯着我，当时我还很纳闷。我当时正在排练，休息的时候，他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北京，我表示不太感兴趣。因为当时上海管乐训练班正在招考，教小号的是从美国回来的小号博士叫朱启东，而我已经报考，并且已经考上了。朱博士对我也很感兴趣，认为我的基础较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准备从十几个人中间挑选出2到3个人，重点培养，其中就有我。我那时身体好，不知道累，上午吹3小时，下午吹3小时，晚上1个小时，练得非常勤奋刻苦。

这次是中办调人，还有军区首长的批示，我无选择的余地。我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司远还是卖了关子，问我是否愿意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当然愿意。”我回答。谁不想到日夜思念的毛主席身边工作，那是我一生的愿望。我问他什么时候去，他说马上动身，还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回答：“没有。”我回到宿舍，打起背包，跟着司远来到北京，来到了中南海中央警卫团文工队，放弃了原本想到上海继续深造的机会。

那时到领袖身边工作，审查极为严格。我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7月11日就被孤儿院推荐参了军。因为在孤儿院时我就吹小号，所以一参军就来到华东军区文工团，还是吹小号。正是由于我出身简单，所以别人要观察半个月到一个月，我来到文工团一个礼拜后就可以参加演出。

这是我来文工团的第一次演出，也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舞会开始，我们是合奏、伴舞，曲子是前苏联的《红军舞》，这是我最熟悉的一首曲子。以前看到主席都是在报纸上，或是照片。这次主席就离我几步之遥，不过5米远。主席跳着舞，转着圈，我被主席的风采深深地吸引，整个人都愣在那儿，眼盯着主席转，大脑一片空白。由于过分激动，曲调全忘了，吹得不理想，有的地方还跑了调。因为是伴舞，乐队是合奏，小的毛病听不出来，不明显，但我自己不满意。

舞会结束，自己感到十分内疚，总觉得没圆满地完成任务。领导和同志们一直安慰我，说他们在第一次见到主席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以后会慢慢地好起来。

主席住在甲区，我们住在主席的对面，在乙区。主席晚上办公，白天休息。我们白天吹小号，晚上睡觉，正好与主席的作息时间相反。一开始不知道，也就是主席刚睡，我们起床后就吹，这时卫士就急匆匆地骑车赶来：“主席刚睡下，太吵了，到屋里吹去。”我们就到花园里边去吹，刻苦练习，决不辜负领导的信任，为首长服务。

在中南海春藕斋近4年的时间里，小号一次次地吹起，为中央首长度过了一个个难忘的周末。小号声声，催人奋进，亦催人老。主席和首长们一个个故去，我也在小号声中由一个年轻小伙，变成满头白发的老人。但主席的身影，仍印在我的记忆深处，小号声仍在春藕斋的上空，在我的耳边回响。

难忘的小号声，难忘的春藕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