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些外国人不敢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了，而你们——却要危害我们的社会，抢劫自己的父老、奸淫自己的姐妹，你们知道吗，连兔子都是不吃窝边草的！

没有热烈的鼓掌，大片的脑袋低垂下去埋在了胸前。

经过了一段沉寂我“命令”他们一律把头抬起来：“在你们低头认罪之后，就应该把头重新抬起来。不抬起头来，怎么能看到前途的光明？不抬起头来，怎么能走上新岸？”

又例如，我为他们讲了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如何为祖国献身、为“四化”效力的事迹。其中我有意地突出了两位身残志坚的朋友：一位是我认识的天津重光五金厂工人郑荣臣，他双目失明，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电视大学，并且写出了20多万字的小说《琵琶情》；另一位就是当时青年们学习的榜样、我的朋友、在轮椅上实现着自己人生价值的张海迪。在他们深受感动的时候，我又因势利导：“同胞们，你们看到了吗，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里，连盲人都能够看到光明，连腿脚残疾者都在走着正路啊！”

台下骚动起来，又有很多人低下了头，我让他们自己去想想吧：一个五大三粗的棒小伙子，你为社会做了些什么？

就这样，我批评一阵又鼓励一阵，讲一段故事再讲一个道理，3个多小时的演讲结束时，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一直到我离开礼堂很远，掌声才停息下来。

后来，4名犯人联名写来的一封信说：“老师，您的演讲结束了，但我们多么希望您再讲一会，哪怕10分钟。老师，您走下讲台，您走了，看着您的背影，我们用力地鼓着掌，汗水湿透了衣服，我们不知道；手拍麻木了，我们全然不顾。我们把感激的心情和千言万语都集中在手上了。我们多么想和您一起多待一会，可您走了……但是，您却给我们留下了信心和力量！”你看，他们竟然是如此的恋恋不舍！

据监狱长说，当晚各中队的犯人都组织了座谈，讨论之热烈、情绪之激动前所未有，写的感想和决心书就近千件。全监到处传着我报告中的一句话：“幽灵永远站不起来，而人，不管他在什么地方跌倒，只要愿意，就一定能够重新站立起来！”

那些日子，我收到许多来自“第八号信箱”的信件。有的老师问我：“这是什么秘密单位，怎么给你写来那么多的信？”我说那是第四监狱的代号。后来我又到一个劳改水泥厂讲课，“第九号信箱”的信件又向我飞来。

有些信我是含着眼泪把它读完的。这些来自大墙之内的信件，字里行间同样有着许多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一个犯人说：“如果我能在社会上听到你几次报告，不，哪怕就是一次，我想我也不至于犯罪了。”这话看起来夸大其词，但在许多情况下，罪与非罪往往只在刹那之间，一番良言阻断一人入监的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的。

一名从“三好学生”变成罪犯的青年来信说：“作为一个犯人的我，也许不该给你写信吧。但是，由于理智的支配、情感的驱使，我毅然地提起了笔，给你写了这封我不该写的信，以使你从中了解到我的犯罪根源，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来教育社会上的更多的青少年。”于是我想，假若为这些人提供一个条件，让他们到同龄人中直接去讲，效果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