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里程碑式的运动。九十年来，对五四运动的纪念、研究、回忆和反思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五四形象的确立和五四话语的重构就是在不断地纪念、研究、回忆和反思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正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每一时代的人都按适合于该时代的特定需要的方式重新解释历史，纪念过去，因此每一次的‘五四纪念’都会构成一种新的五四话语。‘五四’的形象由此变得变幻不定，‘五四’的意义也就在纪念中不断延伸。五四运动不再是过去事件的再现，而是一种历史叙事，一种现代言说。”[43]正是因为具有极强目的性和鲜明时代特征的纪念和回忆，五四运动的全幅图像被肢解而变得模糊不清了。从历史认知的角度看，五四运动史只能是一部五四运动解释史，而五四运动解释史又不足以解释五四运动史，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罗志田说：“虽然‘五四精神’不断被提及，我们历史记忆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断裂意味，这一运动与后之历史发展的关联，除了一些经特别选择而得到反复强调的面相，仍然模糊。”[44]

最早对五四运动的异质性阐释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五四运动研究专家周策纵。他在《五四运动》一书中专辟一章，讨论对五四运动的各种阐释与评价。他按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一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派的批判——中国的一场灾难、共产党的解释——在列宁的号召下开展的一场反帝反封建运动这样三个系统来展开论述。[45]这一类型划分法对后来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例洪晓楠认为，从总体上说，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五四话语系统，即：唯物史观派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五四革命的强势话语系统，自由主义西化派有关五四启蒙的渐进的弱势话语系统，文化保守主义派构建的反五四话语系统。[46]近年来对胡适研究卓有成绩的欧阳哲生在《被解释的传统——五四话语在现代中国》一文中，集中讨论了自由主义视野下的五四运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五四运动、文化保守主义对新文化运动的反省等几个问题。[47]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认为有三个五四：第一个五四是毛泽东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相连接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这个五四观只是抽取了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有关的陈独秀、李大钊所代表的道路，而舍去了民国时期丰富多彩的其他各种思想和文化流派。第二个五四是从右的方面，作为中国革命潜在前提的轨迹，这就是胡适等后来走上与中共对立的道路的人士的轨迹。第三个五四是指梁漱溟的轨迹。“这是一条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基本上在同一路线上并行，但同时又有对立的‘另一个’中国革命的轨迹。”“梁漱溟的这‘另一个五四’，是不同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共道路的非中共的道路，不同于阶级斗争的非阶级斗争的道路。而且也不同于以往人们由常识所认为的‘五四’是反对和打倒宗法的、儒教的传统思想这样的道路。总之，这是一条与毫不妥协相对立的另外一条道路。”[48]由此可见，三个五四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五四话语，这一分析框架与周策纵的类型分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这样一种粗线条的五四话语概括难免挂一漏万之嫌，例国民党赞扬五四爱国运动但痛恨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就是不同于上述三种五四解读模式或三个五四的另一种五四话语，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话语系统内也非铁板一块，他们内部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态度也有很大分歧。相比较而言，美国学者微拉·施瓦支所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对国共两党的五四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五四精神的认同和批判、五四老战士对五四的回忆进行了尽可能详尽的研究梳理，使这方面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度。